| 幸福是個玄奧的字眼。古往今來，五洲四海，上智下愚無不將其樹作終極目標并且為之不懈追問：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僅作字面解釋，幸福的定義并不復雜。簡而言之，幸福就是一種持續時間較長的、對于生活的滿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樂趣并且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續久遠的愉快心情。而其復雜性、思辨性則在于，這種形而上的釋義涵括著人類認知與實踐的千古之謎，即，意識與存在的關系如何歸處？ …[詳細] |
|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增進民生福祉，刻不容緩！把好看的GDP與老百姓真實的幸福感統一起來，在提升百姓幸福指數中追求有明確價值導向的GDP，成為今后面臨的主要任務。完成這一任務，不僅需要強力推動干部發展觀、政績觀的根本轉變，更需要進行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在產業轉型升級、社會建設、公共服務等領域，以時限倒逼進度，以目標倒逼責任，以民意倒逼改革，形成推動科學發展的強大合力。這才是國家之幸、民生之福。 …[詳細] |
| 經濟的發展雖然不能絕對地與民眾幸福感劃上等號，但在總體方向上毫無疑問應該是一致的。一者，人畢竟是經濟動物，沒有一定的物質生存條件作為前提，精神層面的發展無從談起，當然也就說不上幸福。更重要的是，任何一個國家發展經濟，最終都是為了讓民眾生活得更美好，旨在提升民眾的幸福感。如果經濟的發展不能帶來幸福感，甚至越發展民眾的相對剝奪感就越強烈，那么我們必須反思，這樣的發展究竟在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根本上說，這是源于利益分配機制的失衡。 …[詳細] |
| 汪洋書記“熊牛論”其實道出的是執政理念的缺失問題。發展經濟是為了更好地解決民生,如果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群眾不幸福之中,是建立在痛苦感上,甚至是建立在對民生的擠壓和侵占之上,那么這就背離了發展的本義,也背離了“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其結果可能是,經濟越增長,社會越不和諧。不解決“依靠誰,為了誰”的問題,那么“國富民窮”的發展模式就無法得到根本解決。汪洋書記的話,不啻一面照射現實的鏡子,指出了問題的癥結所在,足以引起各級領導和決策者的深思。政府若將自己的政績,若將發展的基礎,建立在群眾的痛苦感和民生的艱難之上,這樣的政府是不稱職的政府,這樣的官員也是不合格的官員。 …[詳細] |
| 經濟增長通常指一國在特定時期內商品和服務價值的增加程度，而國民幸福感則是人們對自身生活滿意程度的感受。經濟增長具有客觀性和單一性，而國民幸福感卻具有主觀性和多樣性，主觀性是因為幸福感與個體的自我體驗息息相關，而多樣性則源于幸福感需要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多維度的支撐。顯然，理解國民幸福比理解經濟增長要困難得多，而增進國民幸福比實現經濟增長也要復雜得多。然而，國民幸福感首先構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活動之上，從提升國民幸福感的角度去審視經濟增長依然具有重要意義。 …[詳細] |
| 站在改革開放大歷史敘事的高度上說,我們目前正處于一個關鍵節點,即改革開放最初的帕累托效應已經過去,現在的社會已經到了一部分人在享受經濟發展帶來“幸福”而另一部分人在承受經濟發展帶來“不幸”的時候。如果要堅定不移地將改革之路走下去,就必須證明,在這個階段我們能夠將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統一起來,我們能夠讓經濟發展,但同時環境不污染、資源高效利用、農民工不會太累、大學生容易找到工作、房價不會太高、群體事件減少、社會整體幸福指數高。只有證明了這一點,改革才能繼續下去,才能澄清一部分人對經濟發展的誤解。 …[詳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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