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眾所周知，在官本位的當下，沒有一定的級別就沒有一定的權力，沒有權力，做協調工作，是很難的。別小看掛職副秘書長，在實際協調工作中，他就是個“領導”，就能夠讓部門“聽話”，如果他沒有這個副秘書長職位，只是單純的一個“市XX辦”主任，其他部門還不一定就能夠聽他的。應該說，當地并沒有說假話，是為了協調工作而掛職，當然對其個人也是極有益處的，畢竟級別上去了，級別上去了，待遇自然也跟上。這就是官本位的真實寫照。 …[詳細] |
| 政府部門所轄的一些機構領導，也掛著政府辦的官職。這種現象，不是龍巖市政府的發明專利，而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中國官員不少人喜歡戴高帽子。有不少下屬單位的一把手掛靠在上級主管部門，據說是“官大一級壓死人。”在局里當局長，掛職為政府副秘書長，就是政府辦的人，下級自然敬畏。由于中國特色決定了人們習慣于稱呼官銜，仿佛姓名后面帶了職務，就是影子高了三尺! …[詳細] |
 如此眾多的“副秘書長”，其實是一種對付“標配”的怪胎。在個別行政不夠級別的地方，不是隨便當上個領導就能有秘書的，尤其官場，哪個層次有哪個層次的配置。而有些時候有些場合需要自抬身價，這時，“副秘書長”“副主任”等就相當于秘書，有位置，有名目，不張揚，不超標。目的達到了，讓人還挑不出刺兒來。但是在當前的制度下，很多用不著秘書，卻按標準配了秘書，缺不了秘書的，卻按標準用不得秘書。當然，官位多、副職多并非一種原因造成，但歸根結底，還是要從制度上來尋求答案，除了干部人事制度上的原因，就是現行行政體制下，權力過于集中。 …[詳細] |
| 一旦權力集中，那么人事任免、財政收支就成了某些既得利益者手中的面團團了，教師不上班可以照拿工資，政策不允許可以換個名目……總之，你有政策，我有對策。在某些地方，“紅頭文件”比法律還要好使：權力能夠將制度變通，而不是制度可以將權力框定；只要權力不存在有效約束，不論制度規定是多么具體和嚴密，它都有被操控繼而變通的可能，這也是我們常常提起的“權大于法、利大于理”。 …[詳細] |
| 類似上述副秘書長、副市長成群的現象，并不是個別的。湖南有個縣有10個副縣長和4個縣長助理。安徽也有一貧困縣設10個副縣長。不久前，新華網又報道說，廣東清遠鹽業公司擬提拔5人為中層干部。這個只有45名職工的公司干部將達28人，這意味著28位領導僅指揮著17名職工，即領導和被領導的比例約為1.6：1。官多兵少，如此比例，堪稱一絕。 大力反腐倡廉，裁革冗官，給地方政府“瘦身”，此其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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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純曝光，似乎并不能剎住副職超編之風。有媒體工作者評論認為，副職超編問題早就為公眾所詬病，曝光了無數次，整治了無數次，但因為體制癥結沒有解決，副職不設白不設，問題愈演愈烈。“如果既無力對官員進行問責，也無法以約束財政預算的方式進行干預，那公眾只能是無奈的旁觀者。”對此，毛壽龍教授開出“三劑藥方”：組織上，嚴格設置副職的職數標準，制定硬性指標；財政上，明確財政撥款額度，“增人不增錢”；程序上，任命副職應經過人大環節，“增加透明度，有人討論，再濫設副職就會有顧忌”。“哪個地方副職再超編，當地就應該有人為此負責。只有動真格的，才能剎住這種濫設副職的風氣。”林喆教授說。 …[詳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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