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安全管理存在“三大誤區”
“頭上沒拋落物，腳下井有蓋，行路起居不用提心吊膽”，有中學生在網上這樣寄望自己生活的城市，這也是百姓內心質樸的心愿。然而，當前我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重點還停留在“發生事故如何應急管理”上，管理思路還存在著“沒有事故就是安全”的片面認識，在風險評估、風險防控等方面還有不少誤區。
誤區之一：麻痹大意的“青蛙效應”
公共安全是每個公民最直接的利益所在，涉及生命、健康、財產等，是最重要的民生。
每個人都應該成為公共安全的責任者，但現實中，并非所有人都能從“第一位”的高度來認識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有些人認為安全事故永遠不會與自己有關;有些人雖然知道安全事故并非遠在天邊、事不關己，但始終抱著僥幸心理，認為這種“倒霉事”不會落到自己頭上，因此放松了警惕，麻痹大意。
2017年12月1日凌晨4時，天津河西區一大廈38層發生火災，造成10人死亡、5人受傷。事故初步調查結果顯示，起火物質為堆放在電梯間內的雜物和廢棄裝修材料，且該大廈施工現場存在擅自放空消防水箱導致其未能發揮作用、工人違規住宿等問題。
建筑物的消防設施失靈并非個案，公安部消防局2017年7月發布的數據顯示，全國23.5萬幢高層住宅建筑中，未設置自動消防設施的占到46.2%，而設有自動消防設施的高層建筑，其平均完好率也不足50%。
天津市有關負責人表示，此前天津市委、市政府組織開展了大力度的安全隱患排查整治工作，但仍發生了此次火災事故。這充分暴露出在安全生產、城市管理等方面依然存在突出隱患和問題。
長期慣性思維、風險意識不足導致的“青蛙效應”，是我國城市公共安全的一大誤區。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徐祖遠表示，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首先要從習慣“亡羊補牢”轉向自覺“未雨綢繆”，在當前的復雜環境下，不能存有任何僥幸心理，凡事都需重視潛在的問題，預估可能的隱患，做好最壞的打算，爭取最好的結果。政府財政投入應更多考慮“未雨綢繆”的工作，并作出制度性安排。
同濟大學城市風險管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劉軍認為，具體事件不能預測，風險則是可以辨識的，需要通過各種形式，多鼓勵社會組織、基層社區和市民群眾對風險防控自發自覺地參與，加強對社會各界的城市風險意識教育。
誤區之二：連“摸清家底”都沒做到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城市風險管理上存在明顯差距，不僅缺乏管理的理論與方法，而且在識別城市風險產生原因、辨析城市風險形成條件、制定應對城市風險對策等方面，亟須建立一套完善的機制。
北京大興造成19人死亡的“11·18”火災發生后，北京進行了為期40天的安全隱患大排查，在北京市安委會負責人看來，排查行動發現的隱患可謂“觸目驚心”。截至目前，累計排查上賬的安全隱患多達2萬多處。
有企業用大量的易燃材料改建或擴建員工宿舍，薄薄的墻板一點就著，萬一有點火星，就可能讓整棟樓付之一炬;有的工廠幾百人住在一間狹小的廠房里，私拉的電線密得像蜘蛛網;有些村民占著村里的疏散通道蓋房出租，萬一出事消防車都進不了村;有些快遞收發點里快遞件摞得有兩層樓高，插座一用就冒火星，而不少快遞員就住在里面……一旦發生火災，就可能造成群死群傷。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翟寶輝認為，有的管理部門連“摸清家底”都沒做到。若一個城市連有多少流動人口、這些人在哪里活動和做什么都不了解的話，一旦危險事件發生，應急預案很難發揮作用。
美國著名安全工程師海因里希曾于1941年提出了300∶29∶1法則，即當一個企業有300起隱患或違章，必然要發生29起輕傷事故或故障，另外還有一起重傷、死亡事故。城市運行中出現的風險并非不可預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科學規律可循的。隨著科技大踏步發展，人們可以利用大數據等研究海因里希法則，從實踐中總結經驗，從而逐步產生更具科學性和實用性的“中國方法”，為中國城市拉開“安全網”。
誤區之三：風險管理“各掃門前雪”
城市風險具有系統性、復雜性、突發性、連鎖性等特點，風險防控需要跨系統、跨行業、跨部門的專業合作與統籌協調。
翟寶輝認為，各個部門負責管理的是城市發展中的一部分工作，從行政管理上看，分段管理沒有問題，但城市是整體運轉的，部門與部門之間職責的重疊部分或者空白地帶最容易成為隱患點。
“2004年，某地一些工人將湖底淤泥挖出后堆積晾曬，結果土堆滑坡，把加油站的墻推倒了，把油箱撞了一個洞，油流到一個施工現場，施工中的火星把油點燃，引發了加油站爆炸，引燃了1公里以外的火車，而當時火車上滿載著花炮，進而引爆了一個危險品倉庫，最終10公里范圍內的生產和生活都受到了影響。”翟寶輝說。
這是一起連環安全事故，監管涉及市政、鐵路、安監等各個部門的很多環節，但凡哪個環節之前監管力度夠大，可能都會阻止后面災害的發生。這雖然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事件，但其中反映出的問題很值得反思。
比如，危險品的存儲運輸，既涉及產業政策，又涉及土地規劃，既關系到安全生產，也關系到交通管理，各個管控部門環環相扣，才能排除安全隱患;又比如，部分公共安全基礎設施設防標準偏低，各行業風險監測管理標準不統一不規范，增加了城市安全管理的難度。
同濟大學城市風險管理研究院院長孫建平認為，相較于國際經驗，我國城市的風險管理過度依賴政府，社區、社會組織以及市民等社會力量參與城市公共安全風險管理能力還不夠強，積極性還不夠高。各自為政、條塊分割等碎片化問題，也直接影響了城市安全管理的效率和能力。
浙江小學生開展新學期“安全教育第一課”徐昱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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