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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多數上班族一樣，每天早上，陳星佑都會準時從位于南山區的家里離開，獨自搭上328路公交車，穿過半個深圳，并在8點15分前到達位于福田區凱豐路上的這家喜憨兒洗車中心，開始他一天的工作。

　　和正常上班族不同，陳星佑是一位重度智障患者，但在“喜憨兒”洗車行，陳星佑是一名正式員工，每天，他要和同為喜憨兒的幾位小伙伴們一起，完成30多臺車的清洗工作。

　　在小團隊里，陳星佑負責清洗車輪，最初，他只能固定清洗一個輪胎，工作2年多后，如今，他已經可以獨自完成四個車輪的清洗工作，還能幫著同伴沖水、打泡沫。

　　工作兩年多來，陳星佑和他的伙伴們累計洗車3萬多次。“喜憨兒洗車”這個品牌也從深圳走到了長春、銀川等城市，擁有了9家分店。

　　想給孩子一個未來

　　喜憨兒是心智障礙者的代稱，包括智障、腦癱和自閉癥人群等。據了解，喜憨兒在人群中的比例約為千分之一，數據顯示，在中國，喜憨兒家庭至少有1200萬。

　　喜憨兒洗車中心的創始人曹軍就是一個喜憨兒的父親，兒子在幾個月時就被診斷為“輕度智障”。成為喜憨兒家長后，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曹軍，那就是孩子的未來該怎么辦？即使有再多的財富，父母不在了，誰來照顧他們？這顯然不是僅擁有財富就能解決的問題。

　　隨著兒子漸漸長大，曹軍在焦慮之余，開始考慮要給孩子一個未來，他放棄了投資領域的工作，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去國內外各地考察。

　　實際上，心智障礙者一直被認為是所有殘疾人中就業最為困難的群體之一，曹軍發現，傳統的一些安置方式比如從事手工串珠子、疊紙袋，因為沒有市場的剛性需求，僅僅靠義賣博同情，并不是能夠長久的模式。雖然也有一些愛心企業提供少量崗位給喜憨兒就業，但對龐大的群體來說只是杯水車薪，更嚴峻的是，無論是餐飲店還是工廠流水線，需要團隊合作的崗位其實都并不適合喜憨兒長期就業。

　　“僅僅依靠愛心和道德是行不通的”，曹軍認為，必須找到適合喜憨兒的工作模式。在對這個群體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之后，曹軍覺得，洗車是一個可以嘗試的方向。

　　和其他殘障類別比較，喜憨兒劣勢主要表現在思考能力的欠缺，而他們大運動能力并不差，能聽、能看、能跑、能跳，這是他們的優勢，曹軍說，像洗車這樣的工作，通過培訓，喜憨兒完全可以勝任。“我們把洗車的流程簡單化，簡單到適合他們來做，一個人做不了，就團隊一起上，把能力不同的孩子搭配在一起，適合擦玻璃的擦玻璃，能吸塵的負責吸塵，更主要的是，這些孩子看起來是死心眼、一根筋，但沒有偷懶的意識，做事不厭其煩且特別認真，劣勢反而可以轉化成優勢。

　　“心智障礙僅僅是某些能力不足，就像近視一樣，有了眼鏡，近視就不構成障礙。我們也要給喜憨兒做一副‘眼鏡’，讓他們像普通人一樣生活。”曹軍說。

　　曹軍的想法得到了其他喜憨兒家長的認可，10個家長每人湊10萬元，2015年8月，喜憨兒洗車中心正式開業，陳星佑等9名喜憨兒成為首批員工。

　　團隊合作能力互補

　　沖洗-打泡沫-擦車-沖洗-擦車，在正常人看來再簡單不過的五個動作，對這些喜憨兒來說，卻是艱難的自我挑戰。

　　為了幫助他們達到洗車所需的能力，曹軍按實際操作標準自主研發了一個專供洗車使用的測評模塊。這個模塊以一般車型尺寸為標準，通過18宮格標線模擬出洗車所需的運動范圍，訓練和評測他們的觀察范圍和操作能力。

　　最容易觀察和清洗到的中間部分，分值最低，四個角相對來說最難，分值也最高，曹軍介紹說，通過這個系統的培訓，這些喜憨兒的技能逐步得到提升。

　　而在實際的洗車流程中，根據各自的能力情況，曹軍把這些員工分為兩個小組，分別安排到洗車的不同環節，通過分工協作、團隊作業的工作模式完成一輛車的清洗。像沖水、打泡沫等比較精細的工作會給輕度的孩子多分配點，重度的孩子可能只分配一個工作，像是清洗輪胎、倒垃圾等。

　　“在喜憨兒群體中，輕度心智障者孩子只占到5%，而95%是中度和重度的孩子，所以在選擇時不能擇優，要讓能力最差的孩子們也能工作，雖然崗位不同，但這些孩子付出的努力是一樣的，因此大家的工資待遇也是一樣的”。

　　平等對待，是最大的尊重

　　一個月工作結束后，員工們都能拿到自己的勞動所得——2130元的工資，通常，這也是他們最開心的時候。

　　喜憨兒洗車中心的員工李紀政告訴本報記者，他要在這里好好干，多攢錢，將來娶媳婦。“我哥哥生了一個兒子，將來我要生個女兒，這樣，我媽媽就有孫女了”。

　　除了工作，洗車行還專門聘請了兩位特教老師培訓孩子們的社會適應能力，包括文化課、精細運動、康復訓練和體能訓練等。從最開始由家長接送，在反復的練習下，這些孩子開始慢慢學會自己坐公交、擠地鐵來上下班，有的孩子還學會了使用共享單車。

　　更讓曹軍開心的是，越來越多的顧客，開始忽視這些人喜憨兒的身份，這說明他們具備了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

　　在曹軍看來，前來洗車的顧客要求其實不高，在價格相當的基礎上，一是洗車的時間不要過長，二是干凈程度不要打折，這兩點，孩子們通過努力都可以做到。

　　在開業之初，很多顧客會多給錢或者不要找零錢，碰到這種情況，曹軍都要求孩子們退回去，他覺得，從商業的角度而言，這種行為不能長久，對其他客戶而言，這也是一種愛心綁架。“我們真正要做的是讓服務得到顧客的認可，愿意來這兒辦卡成為回頭客，這才能說明車行是成功的”。

　　所以，第一次有顧客問拋光打蠟能不能便宜點時，曹軍覺得特別開心，“客戶已經沒有把我們當成特殊人群看待，我覺得這是對我們最大的尊重，沖著這分平等看待，我當時就給他免了單”。

　　隨著媒體的報道，如今，曹軍和他的喜憨兒洗車中心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知曉，除了慕名而來的車主，幾乎每天都有患兒家長登門，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來這里上班。在辦公室的一本登記冊上，密密麻麻記錄著上百名登記者的信息。

　　來自甘肅的種新來就是其中一個。因為腦癱，種新來此前一直待在家里，雖然父母堅持帶他做康復訓練，但由于生理心理等因素，整個人變得越來越焦慮。偶然在新聞中看到了喜憨兒洗車中心，他告訴媽媽：“這個活兒我可以做。”這份工作讓種新來的精神好了很多，今年春節，他還一個人坐火車回甘肅去看望了爸爸媽媽。

　　曹軍說，一家洗車行能解決10多名喜憨兒的就業問題，深圳有近百個街道，如果每個街道辦一家，就能解決上千名喜憨兒家庭的困難。實際上，對曹軍來說，在深圳復制更多的喜憨兒洗車中心并非難事，有很多愛心企業也愿意一起來做這件事。真正難的是，洗車行運營起來的成本太高，除了員工工資，還有場地租金、特教教師的工資等不小的開支，他呼吁，有關部門出臺的扶植政策能更好地落地，真正幫助他們把這種成功模式復制開來。

　　“就像盲人按摩一樣，喜憨兒洗車，同樣可以成為一個社會認可的職業品牌。”在曹軍的規劃中，洗車行是他們邁出的第一步，“在解決就業的同時，如果還有盈利能力的話，我們最終目標想要創建一個托養中心，他們有能力工作的時候，就到洗車行來工作，當他們年齡大了、能力不足的時候，可以住進托養中心，老有所居、老有所依，從而徹底解決喜憨兒家長們的擔憂和焦慮”。（記者武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