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農業農村部“三公”經費支出決算較預算節省了3742.58萬元，而用于農村環境保護方面的支出決算為11337.15萬元，與預算基本持平，支出用于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小城鎮環境保護、環境優美鄉鎮及生態村創建等多個方面，有力改善了農村群眾居住條件，農村生產生活環境逐步提升。圖為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和龍市西城鎮金達萊民俗村的朝鮮族民居（5月7日攝）。新華社記者

　　科學技術部嚴格按照“只減不增”原則編報2019年度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撥款“三公”經費預算，最終決算數較年初預算少支出722.73萬元；農業農村部2019年度“三公”經費財政撥款支出預算為11218.3萬元，支出決算為7475.72萬元，完成預算的66.6%；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9年因公出國（境）費支出較上一年增加1357.88萬元，主要原因是世界技能大賽當年舉辦，相應費用增加……

　　打開財政部網站，登錄中央預決算公開平臺，102個中央部門2019年度決算報告已悉數公布，更新時間均為7月17日。受疫情影響，財政部改變工作方式，采取非現場無接觸方式進行決算審核匯總，使得部門決算得以按往常慣例，在7月中旬如期公開。

　　為了便于公眾查閱監督，各中央部門年度“賬本”也同步在中國政府網中央預算決算公開專欄及各部門網站公開。同去年相比，今年公開決算的部門新增8個，均為機構改革后的新成立部門。

　　去年各中央部門究竟花了多少錢？具體花在哪兒？效果怎么樣？隨著國家“賬本”越曬越細，人們關心的這一連串問題有了答案。

　　用公開回應群眾關切

　　今年是中央部門連續公開部門決算的第十個年頭。

　　梳理部門決算公開歷程，公開數量從最初的90個部門增加到現在的102個；公開內容由最初的2張表格增加到現在的8張表，包括：收入支出決算總表、收入決算表、支出決算表、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撥款支出決算表、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撥款“三公”經費支出決算表等；由單純地“擺數字”發展為展示績效和工作成果；公開時間由不同時間發展到集中在同一天公開；公開形式由分散公開發展到同步集中在相同平臺發布……外界對此給予了積極評價，“部門決算公開，讓大家愈發看得到、看得懂、能監督”。

　　“10年來，中央部門決算公開逐步從‘要我公開’轉變為‘我要公開’，主動接受社會監督，公開數量不斷增加，公開范圍逐步擴大，公開內容持續細化，公開方式不斷優化。”財政部國庫司有關負責人表示。

　　今年的8張“新面孔”，來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后的新部門，分別為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中國地質調查局、應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應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中國地質調查局自然資源綜合調查指揮中心、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國家移民管理局和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這表明，中央部門決算公開范圍進一步擴大，基本做到“應公開盡公開”。

　　“決算公開部門的動態調整，既體現了依法公開原則，也體現了黨和政府對人民負責的態度。”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原副院長、研究員白景明介紹說，決算公開內容實際上反映出預算改革的全面深化，特別是預算績效管理和政府采購制度改革的深化，使預算管理透明、更有針對性，更令公眾信服。

　　這也是現代財政制度建設加快推進的有力注腳。“預算規范透明是現代財政制度的關鍵內容。規范和透明相互之間有著內在聯系，規范性越強，透明度才可能逐步提高。”在他看來，“透明本身就是預算管理的一個重要環節”。

　　落實“三公”支出“只減不增”

　　因公出國（境）費、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凡是中央部門用財政撥款支出的此三類費用，便是納入中央財政預決算管理的“三公”經費。一直以來，“三公”經費都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壓減“三公”經費，則被視作政府過緊日子的重要舉措。

　　據財政部匯總統計，2019年中央本級“三公”經費支出48.74億元，比預算數減少32.33億元，顯示中央部門落實“三公”支出“只減不增”的承諾效果明顯。

　　以財政部自身為例，2019年度，財政部“三公”經費財政撥款支出預算為5450.48萬元，支出決算為4613.87萬元，完成預算的84.7%。財政部表示，決算數小于預算數的主要原因是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和厲行節約要求，從嚴控制“三公”經費開支，全年實際支出比預算有所節約。

　　不僅是財政部。在過緊日子的要求下，不少部門2019年“三公”經費實際支出少于年初預算，一些部門減少約五成。如自然資源部2019年度“三公”經費支出預算為8096.16萬元，支出決算為4386.3萬元，完成預算的54.2%。

　　再如，國家稅務總局部門決算顯示，2019年度稅務系統“三公”經費支出12.1億元，比預算數減少8.3億元，減少40.6%。對于龐大的數字，國家稅務總局作出說明，稅務系統“三公”經費支出范圍包括稅務總局本級、派駐機構、直屬單位及所屬省、市、縣稅務局共4040個預算單位。

　　2018年完成轉隸的應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2019年度“三公”經費支出預算為51128萬元，支出決算為13715.6萬元，完成預算的26.83%。其中，支出的“大頭”在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占“三公”經費的97.10%，主要是公務用車燃料費、維修費、過橋過路費、保險費、安全獎勵費用等支出。

　　談及“三公”經費大幅壓減的原因，白景明分析道，一是各部門主要領導高度重視“三公”經費支出問題，“厲行節約、能不花就不花、能少花就少花”的意識深植于心；二是各地各部門嚴格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比如盡力縮減不必要的公務接待、出國（境）考察等；三是群眾監督無形中帶來壓力。

　　花出去的錢，要看有沒有實效

　　決算公開不僅要“曬”錢花到哪兒去了，更大的看點則在于財政支出“有沒有花到刀刃上、有沒有花出實效”。這就如同老百姓居家過日子，很多時候問題并不在于花了多少錢，而是要看這錢花得值不值。

　　今年初，財政部印發《項目支出績效評價管理辦法》，明確績效評價分為單位自評、部門評價和財政評價三種方式。財政和部門評價在單位自評基礎上開展，評價對象要“突出重點、兼顧一般”。部門評價優先選擇部門履職的重大改革發展項目，原則上應以5年為周期實現部門重點項目績效評價全覆蓋。財政評價優先選擇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重大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的項目，覆蓋面廣、影響力大、社會關注度高、實施期長的項目，對重點項目應周期性組織開展績效評價。

　　“今年中央部門績效信息公開范圍更廣、力度更大，績效評價結果公開數量繼續增加。”財政部有關負責人介紹，此前財政部將25個重點項目績效評價報告、394個項目績效自評結果隨同2019年中央決算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參閱，數量比上年分別增長了25%、48.7%。其中，25個重點項目涉及資金2027億元，涵蓋科技、教育、農業、公共基礎設施等多個領域。

　　以科技部重點績效評價項目“科技文獻信息專項”為例，專家經由決策、過程、產出、效益四方面評價后，認為項目在多元化信息資源建設、多渠道集成融合元數據庫建設、擴大基礎性普惠性文獻信息服務、強化網絡安全管理與運行維護等方面成果較為突出，因而給出了得分94.5、評價等級“優”的結論。

　　預算編制、資金撥付與預算執行、決算和預算績效，是財政資金管理過程中的三個關鍵環節。中國人民大學政策科學研究中心主任俞明軒認為，其中，決算和預算績效評價可以為下一輪預算編制與預算執行提供積極的信息反饋和有效的實踐數據，幫助精準調整預算目標和內容，使財政資金管理實現閉環管理。因此，公開決算和預算績效是持續改進與創新財政資金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北京大學教授劉怡認為，要建立完善評價結果與預算調整、改進管理、完善政策掛鉤機制，做到花錢必問效，無效要問責，低效多壓減，有效多安排。

　　永遠都應該過緊日子

　　6月11日，各中央部門2020年度預算“出爐”。最鮮明的特點是，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關于過緊日子的有關要求，厲行節約辦一切事業，大力壓減一般性支出。102個中央部門將壓減“三公”經費總計超過20億元，相當于較2019年壓縮了30%。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財政部在2020年的財政政策重點中提及，基本民生支出要只增不減，重點領域支出要切實保障，一般性支出要堅決壓減，嚴禁新建政府性樓堂館所，嚴禁鋪張浪費。中央政府部門帶頭過緊日子，中央本級支出下降0.2%，其中非急需非剛性支出壓減50%以上。財政資金要大力提質增效，務必精打細算，把錢用在刀刃上。

　　2019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確定，2020年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大力提質增效，更加注重結構調整，堅決壓縮一般性支出，做好重點領域保障，支持基層保工資、保運轉、保基本民生。

　　一般性支出主要是指黨政機關維持運轉或是履行職能所需的費用，不僅包括“三公”經費，還包括辦公樓和業務用房建設及修繕支出、會議費、辦公設備購置費、差旅費等。

　　“過緊日子，核心是會當家，會用資金，節約集約管理和使用財政資金。”俞明軒認為，政府部門帶頭過緊日子，體現了共度時艱的決心和勇氣，可以促進全社會養成勤儉節約的良好風氣，起到帶頭示范作用。“在實踐中，要根據預算績效和相關依據，該保障的充分保障到位，該壓減的毫不留情壓減。”他特別強調。

　　“就‘三公’經費而言，并非最小化就是最優化。實際上，財政支出要重點考慮的問題是有沒有必要、能不能承受。‘三公’經費也是保障公共產品供給的必要支出。”白景明舉了個例子，比如公檢法部門的特種用車，就應該達到一定的標準，再如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一些有必要的國際會議、談判，都不可避免需要支出經費。

　　“事實上，‘三公’經費在總的財政支出中占比很小。政府永遠都應該過緊日子，但是僅僅依靠壓減‘三公’經費是不夠的。”白景明認為。

　　對此，他給出了三點建議，一是樹立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的意識，爭取以最低的成本保證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公共產品供給；二是建立績效管理主體責任制，單位和部門作為預算編制執行的主體，其主要負責人必須有績效理念，對項目支出的收益、效果必須予以重點考量，對于績效評價結果應該承擔相應責任；三是優化支出標準體系建設，也就是辦什么事應該有相應的財政支出標準，這方面還有提升空間。

　　近年來，不少學者認為，政府過緊日子，不僅是財政管理的變革，更是行政管理體制的變革，必須從制度上下功夫。在我國，從中央到地方乃至縣級財政都有上百個一級預算單位，每個一級預算單位都有完整的管理機構體系。這使得各部門基本支出齊頭并進增長，容易造成財政資金使用集約效應不高。

　　在白景明看來，大力壓縮一般性支出還需尋找治本之策。繼續推進政府機構改革、深化事業單位改革，擴大資金使用集約效應，是已被實踐證明的可行之道。前者通過減并一級預算單位數量，從根本上拓展提升資金使用效率空間，如中央層面數據顯示機構物業費支出居高不下，而中央黨校和國家行政學院合并后物業費則從1900萬元降至1100萬元。目前部門內部事業單位數量多，運行成本耗費大，有必要大力推進歸并部門內部職能相近的事業單位，釋放資金使用集約效應空間。

　　此外，他尤為看重“放管服”改革。“過去，審批往往連帶著各種收費。雖然說是收支兩條線，但實際上行政事業性收費還有一定規模最終回流到了收費主體部門。如今，我們砍掉了一些不合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本身就節約了人力和物力成本，深化‘放管服’改革依然很有必要。” （管筱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