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期間全國范圍開展的線上教育，不僅打破了高校的圍墻，也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突破了地域和城市間的壁壘。
位于上海張江的浦東軟件園區科創企業工作人員在發布會現場介紹基于互聯網的遠程網絡教育系統（方喆/攝）
“自從我領銜的這門課程上線以后，也經常會收到來自邊遠地區的聽眾對我表示感謝，由此我深感安慰。”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思和在即將出版的《中國文學課序言》中寫道。
2018年10月，陳思和受邀領銜為喜馬拉雅音頻平臺研發一套現代文學的音頻課程，以復旦大學中文系教師為主力，打造了一個音頻課程的教學團隊。他一向認為，高校的教育不應該局限在被圍墻建筑起來的校園內，而應該在適當的條件下為社會服務。
疫情防控期間全國范圍開展的線上教育，不僅打破了高校的圍墻，也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突破了地域和城市間的壁壘。
布局全國
張曉從辦公室的落地窗望向“光谷大轉盤”，夜幕已至，燈彩流溢，從2017年回到武漢后他感受到光谷“互聯網+教育”的能量，每一天都在蓄力，日漸蓬勃。
2017年開始，武漢光谷迎來了一波互聯網教育公司，猿輔導、科大訊飛、尚德機構、考蟲、滬江教育、跟誰學、小站教育……紛紛涌入。
中國的互聯網教育行業有三大重要基地：首先是北京的中關村四區（海淀黃莊），2009年3月被國務院第一個批復成為“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隨之一大批培訓機構在此誕生，中國民辦教育的發展歷史由此開始書寫；同年9月光谷（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成為第二個被批復的創新示范區；2011年上海張江也拿到了正式批復。
中國互聯網教育三大重點城市的格局由此三大創新示范區奠定了基礎。不過在2017年前，無論武漢還是上海，業態發展都不如北京，因為海淀黃莊擁有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一張張充滿希望和夢想的創業面孔。
張曉畢業于武漢的大學，他的母校離“光谷大轉盤”咫尺之遙。“2010年畢業時，武漢還沒有那么多發展的機會，只能選擇南下深圳，后來又輾轉北京，直到2017年才回到光谷創業。”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2019年11月，中國教育部辦公廳印發《教育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備案管理辦法》，要求各地于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前完成對現有教育App的備案工作。截至2020年2月，教育部已分三批公布了共1928個教育App備案信息。
公開信息顯示：從教育App備案數量城市分布情況看，北京排名第一，備案產品數量、頭部公司數量遙遙領先；成都、杭州引領第二梯隊；合肥、武漢、鄭州、上海等城市亦形成了雄厚的在線教育產業。
由此可見，“互聯網+教育”產業已經擺脫“三大重鎮”的束縛，在中國各大城市遍地開花。
北京是國內在線教育最發達的城市，共有251家機構，備案了612款教育App，數量超過排在2至8位城市的總和。
成都、杭州分別有74、63家機構備案了165、112款教育App。而緊隨其后的城市團隊，合肥、武漢、鄭州、上海、長沙、濟南、廣州、蘇州備案的教育App數量相差不多。
業內人士認為，教育App的城市排名，主要由當地教育、科技和資本的資源決定，同時互聯網經濟蓬勃興起的城市，也必然擁有更多的“互聯網+教育”企業。
而公共互聯網教育真正的利好，則是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壁壘，讓更多的人更自由地享有多樣化高質量的教育資源。
所有的效用，在2020年這個非同尋常的春季，被一再放大。
2月17日，北京中關村第三小學英語老師魯鳳玲在家中為學生錄制“國家中小學網絡云平臺”教學內容，電腦附近貼滿了用來提詞的紙條
小城藍海
28歲時，徐飛從瑞典學成歸國，他先后就職于多家互聯網公司，創業一直是他的夙愿。
2019年初，他作為伴郎參加同學的婚禮，與多年不見的上海交大同學一拍即合，名為“好奇說繪本”的互聯網幼兒教育項目，自當年6月開始啟動。
“此前我和同學都在接觸大眾社交化互聯網經濟市場。我在為一家美妝公司做系統和產品端，而同學則為一家保健品公司做渠道和代理。我們都認知到，在那些中國廣大的普通城鎮，普通家庭的家長人群對于系統育兒缺少科學的理念，同時也沒有合適的育兒素材。”徐飛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徐飛看到了這個項目的盈利模式：通過互聯網結合親子閱讀場景，觸發最廣泛的普通家庭用戶人群，讓這些寶媽寶爸們通過自身的成長，改變一些中國家庭的親子教育問題。“這樣的親子家庭，中國大概有8000萬到1個億。”徐飛說。
線上，通過微信群積聚受眾；線下，在各個城鎮開展親子讀書會；讓有共同興趣的人交流互通，這是“好奇說繪本”已經布局的架構。
2019年10月，徐飛離開上海，搬到杭州正式投入該項目運營。之所以離滬，是出于在他看來由于阿里巴巴這樣互聯網巨頭企業的帶動效應，杭州整體互聯網產業鏈的發展、人才儲備、文化氛圍要優于上海。
對于中國的縣城和小鎮，“互聯網+教育”早已成為提高教育水平、增加教育資源的重要手段。
2017年底，國家信息中心和教育部等單位聯合在江西省上饒市舉行了第二屆“互聯網+教育”峰會。
時任上饒市常委、副市長任友群（現任教育部教師工作司司長）總結“互聯網+教育”在市縣的探索主題報告中提到：“互聯網+教育”在欠發達地市的發展，更需要頂層設計，如果沒有頂層設計又會走很多彎路。
在任友群看來，互聯網給了欠發達地區在教育行業一個后發先至的機會。只要找對方向，就算原來比較欠發達、比較落后、比較差，也能一躍而起，當競爭規劃、游戲規則改變，線性競爭將轉換成維度競爭。
2020年春天的疫情對徐飛剛剛運作的新項目影響有限，“從去年7月份200左右的種子用戶發展至今，我們已擁有15000多人次的付費會員。其中很多人甚至居住在快遞都無法到達的鄉村。”
疫情最大的影響在于快遞業務的停滯，孩子和家長無法更新繪本，他們不能一直閱讀同樣的書。
三沙市永興學校老師張利帶著學生，通過遠程在線教育系統，與海口市濱海第九小學的老師和學生一起上音樂課 （沈伯韓/攝）
疫情帶來“新”學生
有這樣一個苦中帶樂的故事流傳在上海高校之間：阿富汗的一個留學生，寒假期間回國后，因為疫情無法返校，只能在家鄉上網課。他居住的村莊沒有網絡，每天需要往返集鎮上課，信號還是時斷時續。上海的導師實在不忍他千辛萬苦，告訴他缺的課可以等回到中國再補。
2019年是世界互聯網誕生50周年，也是中國全功能接入互聯網25周年。據當年10月發布的《世界互聯網發展報告2019》顯示：從世界互聯網發展指數指標體系的評估結果看，中美兩國發展最為突出。
同時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19》給出了當前全國互聯網建設及綜合發展的省市排名，其中北京、廣東、上海、浙江、江蘇分列前五名。
中國在短短25年間，迅速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信息化差距。也正是由于互聯網發展的巨大進步，才讓中國互聯網教育產業擁有成長壯大的沃土。
陶焱不僅是上海學悅教育的董事長，也是上海市楊浦區學校培訓協會的副會長。不久前他應復旦大學的邀請參加了一場云端討論會，“溝通后才知道，原來我們線下培訓行業是最慘的。因為疫情，此前全國大概有12000多家培訓學校倒閉，僅我所在的協會就有幾十家關門，這個比例相當驚人。”陶焱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學悅教育是一家專注古文和傳統文化教學以及課程開發的培訓學校。相關數據顯示，因疫情，2020年2月開始，學校的課程集中轉至線上教學，正因為此，營收及消課指標并未受到致命的沖擊。“二月的營收指標是激增，三四月下滑較嚴重，但消課指標一直維持疫情前水準。”陶焱說。
2018年中旬，陶焱就開始琢磨如何啟動建設自己的網校平臺和網絡教室項目。學悅教育所有的分校都在上海，并未向其他城市擴張，在他看來這是因為學悅始終保持著對“育人”這件事情的敬畏之心。
“線下學校跨城市開設，必須直面的問題是師資水平參差不齊，這種‘唯利’的冒險我們不愿意。但網絡課堂不一樣，它能在保證教育水準的前提下，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陶焱說。
正因為對互聯網優勢的“先見之明”，讓學悅教育不僅平順地度過疫情期間，更進一步打開了海外市場。2019年中旬，學悅網校正式對外運營后，在美國和澳大利亞，都有當地華人，通過網絡參與到中國古典文化的培訓課程中。
在今年的2月至5月，學悅的官方公眾號訂閱量從5.8萬人次增長至9萬以上人次，其中不僅有新加入的中國香港學生，也有其他國家的新學生逐步、成規模地參與線上培訓。
“因疫情，云辦公、云教育走到發展的風口，我們要抓住目前磅礴的發展機會。”陶焱說，“在政策和市場需求的推動下，互聯網教育的產業鏈正在飛速運轉。優質資源通過互聯網打破了鄉村、城市乃至國與國之間的‘可獲取度’的局限和壁壘，這對于所有的‘向學之心’都是最好的禮物。”記者 駱曉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