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斗中，80后、90后乃至00后登上舞臺，組成青年群體戰“疫”的完整光譜。

　　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個人擬表彰的青年志愿者中，汪勇是一名85后“快遞小哥”，他帶領其他志愿者一起為解決武漢金銀潭醫院職工出行、就餐等問題而努力，筑起一道“后勤保障線”。艾澤銘是北華大學大四學生，響應團吉林省委的青年防疫志愿者招募，頂著寒風在長春火車站、機場、老舊小區等地進行測溫、消殺、登記等志愿服務，服務83天，沒有缺勤過一天。

　　盡管他們不是這個社會最強壯、“最有本事”的群體，但是年輕以及那些與之相關的無畏、青春和熱望，這些挺身而出時展現出的強大爆發力，就足以為困境中的人帶來生機和希望。

　　從一份“沖動”開始

　　當被問起最初做志愿者的動機時，汪勇用了兩個字：沖動。

　　“如果極其理智地衡量得失，就沒有人愿意去做志愿者了。”汪勇的判斷基于這樣的背景：他的家中有老人、妻子和兩歲的孩子，他是全家的主要勞動力，房貸沒還完，而那時在武漢，他并不清楚疫情會發展成什么樣子。

　　這份感情與其說是沖動，不如說是無法置身事外的熱血。這驅使著送了一整年快遞、因疫情被提前放假的汪勇，瞞著家人成為了運送醫護人員的司機、協調員、后勤保障者。

　　起點在1月24日晚上，他在朋友圈看到一位武漢金銀潭醫院護士的求助：“我們這里限行了，沒有公交車和地鐵，回不了家，走回去4個小時。”猶豫很久后，汪勇對妻子說：“網點臨時需要值班人員，我被派去值班了。”

　　他打通了護士的電話，告知對方自己只有一個N95口罩，并詢問能不能給他帶點酒精。護士愣了：“我沒想到會有人接這個單。”那時，距這位護士發出求助信息已過了5個多小時。

　　從這一單開始，第二單、第三單，第二天、第三天……直到武漢解封，公共交通恢復，汪勇“擺渡者”的身份才算結束。其中有一個月，他一直睡在倉庫里，常常從早上忙到下午3點，都沒空吃一口東西。

　　“（那時候）活著就是天大的好處了。”汪勇在衡量自己在外奔波的意義，這筆賬他是這么算的：如果每天送30名醫生護士，幫他們節約60小時的通勤時間，這60小時就可以救很多很多人的命。

　　被這份內心的“沖動”驅使的還有很多人，比如驅車直奔武漢的湖南人鄭能量、原本就從事救援隊或社工服務多年的北京市紅十字雷鋒車隊應急救援志愿服務隊隊長李峰威、山西天龍救援隊隊長陸玫、累計卸載貨物50多噸的荊門市益動社工服務中心負責人王麗莉，以及擬表彰的防疫志愿者中唯一一位在校大學生艾澤銘。

　　無法旁觀的艾澤銘經歷了83天忙碌的日子。這名1998年出生的醫學生每天看著感染人數在增長，“心里著急”。“這次大家都是有十分力恨不得出十五分”，由于太認真，他還被強制要求休息。

　　“作為醫學生，本身就覺得自己有這份責任，只是我水平還不到可以去武漢的程度。”大年初二，艾澤銘看到了團吉林省委招募青年防疫志愿者的通知后，第一時間報了名。

　　一開始，他被安排在線上做科普宣傳工作。2月4日，他正式到防疫一線——長春火車站，協助車站工作人員進行測溫及異常旅客的處置工作。那天也是艾澤銘的22歲生日。前一天，他剛剛簽下了遺體器官捐贈的協議，注冊成為一名人體器官捐獻志愿者，承諾如遇不幸要將自己的器官、遺體、角膜等捐贈給有需要的人。

　　在艾澤銘心里，做志愿者雖有一定危險，但是害怕、擔憂這些情緒并沒有太多困擾他。一切在他看來自然而然：“我入學的時候是宣誓過的，作為醫學生，這就是我該做的。”

　　做志愿者不能僅憑一腔熱血

　　幾乎所有志愿者回顧戰“疫”經歷時都認同一件事：做志愿者不能僅憑一腔熱血，內心有沖動才會站出來，但是這份沖動不是莽撞。

　　汪勇成為志愿者的時候擁有的全部依憑就是自己這個人和那輛車。每天跟醫護人員長時間待在一起，讓他比外界更清楚他們需要什么。有人吃夠了泡面面包，就想念那口米飯的香氣。有人覺得叫車太慢，想騎共享電動車快點回去休息。有人要修眼鏡，買拖鞋、指甲鉗、充電器甚至秋衣秋褲，這些過去隨手就能解決的問題在特殊時期的武漢都變成了難題。

　　汪勇做不到大包大攬一個人解決一切。他被這些需求驅動著，從一個沒什么社會資源可言的快遞小哥，變成要跟企業、店主、政府部門溝通的協調者。想吃米飯，他找餐廳；餐廳的倉庫被迫要關閉，他找有關部門說明情況。最有成就感的一次是，金銀潭醫院的醫護人員需要電動車出行，他就去找公司協調，最后在金銀潭醫院周圍投放了400輛共享電動車，別的醫院的人都很羨慕，他又去幫助別的醫院一并協調資源。滴滴公司還把接單的公里數從3.5公里以內更改為15公里以內，讓住得遠的人可以坐車回家。

　　很多事情“超乎我的認識”，汪勇說。他沒想到朋友圈和志愿者的互助合作能迸發出這么大的能量，資源一旦對接成功，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很多困難就迎刃而解了。

　　汪勇也在志愿行動過程中習得了另一種“專業性”。他學會給自己畫“紅線”。為了保證自己接送的醫護人員的安全，他給自己立了規矩，不管在路上看到陌生人多可憐，他要狠下心不能拉；不能去醫院里，唯一一次破例進去，還是因為一個老人不吃心臟病藥會有性命之憂。

　　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那時在武漢，汪勇開著車走在空蕩的城市里，最期待的就是迎面能碰上一輛車，“那種空虛和害怕是言語表達不了的”。他每天經過大橋時，幾乎都會看到只能騎車過橋、騎到一半沒力氣的人。每次他都看著心里難受，想停下來載人走，但是他不能。他要保證醫護人員不會因他而交叉感染。

　　還有一些人，他們是專業的社會工作者，是專業的心理咨詢師。專業本身就是他們最好的武器。

　　艾澤銘也屬于這類，醫學專業本身就是他的力量。有醫學知識的他對消毒、防護等操作規程接受速度更快、意識更強。從心理到體力的準備，他都比很多非醫學專業的人更為充分。

　　在長春火車站服務期間，每天晚上艾澤銘22點休息，第二天深夜兩點多起床，下碗面，配著媽媽留給他的醬料吃。他說，這樣是為了給胃排空留足時間，以免穿上防護服后想去洗手間。近20天里，他幾乎每天只吃一頓正常的飯，上崗前從不喝水，每天最早到崗。

　　零下20多攝氏度的長春火車站外，他穿著防護服經歷“冰火兩重天”：防護服覆蓋的部分熱得有水汽，帶著薄薄的醫用手套的手又凍得伸不直，頭發尖兒上還掛著冰碴兒。他不停地搓手、跺腳，讓自己在東北冰天雪地的戶外保暖。

　　在火車站服務期間，他擔任青年防疫志愿者服務隊團支書，先后帶領4批志愿者不間斷地開展志愿服務，團隊累計為旅客測溫28.9萬人次，服務時長為2455小時，上報并妥善安排體溫異常旅客數百人。其中一位去過武漢的大哥幾次測量體溫都過高，艾澤銘當時沒覺得緊張。他比普通人更有醫學知識，這讓他面對疫情時更具平常心。利用自己的經驗，艾澤銘累計為300多名即將上崗的志愿者進行輔導。

　　“這份榮譽不是給我一個人的”

　　這段戰“疫”經歷，是很多志愿者平淡生活中的高光時刻。

　　這份“高光”給了一些人以新的機會。比如汪勇，他從一個快遞員變成了分部經理，升職了，也有更大的責任。他琢磨著，怎么能讓自己的工作伙伴也愉快地獲得更多收入。以前他從沒想過，自己有機會參與、策劃順豐公益基金會為抗“疫”臨時成立的公益項目，免費為支援湖北的醫護人員寄行李，為1000戶孤寡老人每個月持續送關愛包直到明年。

　　最初做志愿者時，汪勇覺得東拼西湊10萬元都很困難。但是后來，他入黨了，獲得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上了新聞聯播，很多人因為他的事跡捐數百萬元物資給定點醫院，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兒。

　　艾澤銘在學校時是生活班長，但是他覺得自己有點“社交恐懼癥”，只是在別人需要幫忙時，這份“熱心腸”才能讓他突破“社恐”。做青年防疫志愿者的日子里，他要快速跟一大批陌生人熟悉并共同作戰，每天跟成千上萬名陌生旅客、小區居民主動溝通。這個覺得自己不算勤快的男孩，“當時覺得走路都帶風”。

　　85后汪勇和95后艾澤銘，這兩位青年防疫志愿者都提到了社會曾經給他們貼上的標簽：“垮掉的一代”“任性”“心理脆弱”“不靠譜”……但是這些標簽從未真正定義過他們。

　　汪勇接送過00后的“小丫頭片子”。這位小護士連充電器都沒帶、什么情況都不知道就回醫院進行支援。類似的小事促使他堅持做志愿者。傳遞溫暖在他看來是一種責任。獲得榮譽了，也意味著他身上的責任變大了。

　　疫情期間汪勇臉上瘦出來的棱角如今又圓了回來。5月，汪勇帶著妻子孩子迎來了疫情暴發后的第一次放松。他在游樂園，看著孩子們奔跑在陽光下，突然有點感慨，“幸福原來這么簡單”。

　　疫情讓武漢“傷了些元氣”，但是他覺得靠著一個個普通人的努力，時間會讓他們慢慢消化傷痛。

　　吉林舒蘭聚集性疫情暴發后，艾澤銘主動到長春市富城社區萬星幸福城小區報到，上午上網課，下午做志愿服務。每當社區有外來或體溫異常人員進入，他第一時間上前接觸、排查、登記，沒有一天替班。

　　榮譽隨之而來。但是艾澤銘也感受到了壓力。“這些不是屬于我一個人的，我只是志愿者中的一個。”在這次戰“疫”過程中，他感受到付出賦予他新的力量，讓他更想深入了解如何做更專業的志愿者。

　　有一件事被艾澤銘寫進了自己的戰“疫”日記。2月11日，他在長春火車站測溫，有一個看起來只有四五歲的小孩紅外測溫異常，安安靜靜地在旁邊摘了帽子等待。二次測量正常后，孩子順利進站。走了幾步，孩子突然停下，轉回身直直地看著艾澤銘的眼睛，沖他鞠了個躬。記者 胡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