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6月11日電? 中國人權研究會11日發(fā)表《新冠肺炎疫情凸顯“美式人權”危機》文章。全文如下：
新冠肺炎疫情凸顯“美式人權”危機
中國人權研究會
2020年6月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人類經歷的最嚴重的全球公共衛(wèi)生突發(fā)事件，也是世界各國面臨的一次“人權大考”。病毒沒有國界，疫病不分種族。科學采取疫情防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是各國政府共同承擔的人權責任。然而，美國政府在應對疫情上的自利短見、任性低效和不負責任，不僅造成約200萬美國民眾感染病毒、11萬多人死亡的悲劇，更使得美國長期存在的社會撕裂、貧富分化、種族歧視、弱勢群體權益保障不力等問題充分暴露和持續(xù)惡化，導致美國民眾陷入深重的人權災難。
一、美國政府應對疫情不力導致人權災難
美國聯邦政府對待疫情防控心有旁騖、懈怠失措、自以為是，遲至2020年3月13日才宣布美國因疫情進入緊急狀態(tài)，付出了數萬人的生命代價。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fā)布的疫情統計數據顯示，截至美國東部時間6月9日，美國累計新冠肺炎感染確診病例達1971302例，累計死亡病例達111620例，兩項數據均大幅高于其他國家或地區(qū)。這對于全球經濟和科技實力最強、醫(yī)療資源最豐富的美國而言，無疑是一個令人悲傷的諷刺。
忽視疫情預警。根據《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2020年4月復盤的美國疫情時間線，美國政府一再忽視疫情警告，怠于采取防控措施。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在1月初就收到情報，預測病毒將在美國蔓延。白宮貿易與制造業(yè)政策辦公室主任彼得·納瓦羅在1月29日撰寫的一份備忘錄中，詳細列舉了疫情暴發(fā)的潛在風險：可能會有多達50萬人死亡，并造成數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美國衛(wèi)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亞歷克斯·阿扎等衛(wèi)生官員和醫(yī)學專家也多次警告疫情在美國暴發(fā)的危險。但美國政府不僅對各種警告置之不理，反而著重于控制信息傳播，限制醫(yī)學專家向公眾發(fā)布疫情信息，甚至發(fā)布虛假信息誤導民眾，稱新冠病毒是“大號流感”，感染病毒的風險和死亡率“非常低”，疫情會很快“奇跡般地消失”，導致防控疫情的“黃金窗口期”被白白浪費。更有甚者，包括時任美國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的理查德·伯爾在內的多名國會議員，還涉嫌內幕交易丑聞——他們利用職務之便較早了解疫情嚴峻形勢，卻一邊對公眾淡化疫情風險，一邊在疫情引發(fā)股市大跌之前拋售大量股票，上演“完美”避險。
優(yōu)先考慮資本利益。《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3日報道，白宮新冠病毒應對工作組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在2月14日就合作準備了一份題為《美國政府應對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的措施》的備忘錄，其中明確建議采取包括“大幅限制公眾集會規(guī)模，取消幾乎所有體育賽事和表演，取消不能通過電話召開的公眾和私人會議，考慮學校停課”等嚴格的疫情管制措施。然而決策層在聽取相關措施將導致美國股市崩盤的判斷后，立刻否決了該備忘錄。可見美國政府在抗疫決策上在資本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間進行了價值排序，并未把民眾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放在第一位，反而優(yōu)先考慮資本市場的反應，導致政府既未對民眾進行有效示警，也沒有為疫情大流行所帶來的潛在醫(yī)療資源消耗做準備，把美國民眾推向感染和死亡的邊緣。
將抗疫問題政治化。疫情在美國暴發(fā)后，一些美國政客并不把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作為首要任務，反而將疫情作為攻擊政治對手的武器，謀求選舉利益。權威醫(yī)學雜志《柳葉刀》網站5月16日罕見地發(fā)表社論，直指美國的公共衛(wèi)生領域受到政黨政治的干預，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的作用被一再削弱，美國政府不積極采取檢測、追蹤和隔離等基本醫(yī)療防疫措施，反而寄希望于“神奇的子彈”——包括疫苗、新藥，甚至盼望病毒最終會“神奇消失”。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5月4日在《國家利益》網站發(fā)表《美國政治腐朽的代價》一文，指出政黨政治的高度極化使得政治制衡制度成為決策不可逾越的障礙；疫情大流行原本應該成為拋開分歧、展現團結的機會，卻進一步加深了政治極化。政客將疫情視為攫取權力和黨派利益的契機，而這卻是以不計其數的美國普通民眾的生命為代價的。
導致災難性后果。《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5月20日報道，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顯示，美國行動限制措施的延遲導致至少3.6萬人付出生命：如果美國政府提前一星期實施行動限制措施，能夠多挽救3.6萬人的生命；而如果美國政府提前兩星期就開始實施行動限制措施，美國83%死于新冠病毒的患者將幸免于難。《紐約時報》甚至在5月24日史無前例地用整個頭版列出1000名新冠肺炎死者的姓名、年齡和身份，并在導語中寫道：“這里列出的1000人僅占死者總數的1%。他們不僅是一個個名字，他們曾是我們當中的一員。”《時代》周刊網站5月20日報道，美國延遲采取社交疏離政策導致了90%的新冠死亡病例，付出如此多生命代價本質上是美國民主的失敗。
二、美國社會的不平等在疫情中暴露無遺
在美國，無論自由派學者還是保守派學者，都贊同一個基本事實——美國社會存在嚴重的不平等。造成不平等的深層次制度原因在于，美國政府和政黨長期被利益集團操縱和俘獲，無法制定和實施促進社會公平的稅收、產業(yè)和社保政策。面對此次疫情，美國社會在階層和經濟方面的不平等進一步暴露和加劇。
權貴階層獲得病毒檢測特殊待遇。病毒感染不分貧富，但有限的檢測和醫(yī)療資源卻在美國無法得到公平配置。《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3月19日報道，美國眾多權貴在各州檢測設備短缺且自身無感染癥狀的情況下，難以言明地進行了病毒檢測。急救醫(yī)生烏切·布萊克斯托克頗感無奈地直言：“（醫(yī)生）不得不給病人的新冠病毒檢測定額，且必須等5到7天才能得到結果；而名人卻可以輕松測試，并迅速拿到結果”。這種明顯的不公平現象令民眾愈發(fā)質疑：在醫(yī)護人員和許多病人都無法得到診斷時，權貴階層憑借特權獲得優(yōu)先檢測是否意味著剝奪了普通人的檢測機會。英國《衛(wèi)報》網站3月21日刊文指出，“泰坦尼克號撞擊冰山沉沒的時候，婦女和兒童首先被保護和救助；但是在新冠病毒面前，美國卻是富人和權勢群體優(yōu)先獲救”。美國在新冠病毒檢測上的“貧富差距”，凸顯了其疫情防控系統的延誤、混亂與不公正。
底層民眾面臨更加危險的處境。疫情使美國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況越來越艱難，進一步加深了社會貧富分化。根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2019年的報道，近40%的美國人無法支付400美元的意外開支，有25%的美國人因為負擔不起醫(yī)療費用而不得不放棄必要的治療。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2020年4月報道，美國低收入人群患病后，“通常會延遲去看醫(yī)生，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康復，而是因為根本沒有錢”。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美國有數千萬人沒有醫(yī)療保險，而新冠肺炎重癥監(jiān)護費用卻高達數萬美元。“生存還是毀滅”，并不只是文學作品中的生命哲學，也是美國底層民眾面臨的現實抉擇。今日俄羅斯電視臺4月30日報道，蓋洛普公司的一項調查顯示，七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表示，如果他們自己或家庭成員出現新冠肺炎相關癥狀，將因為擔心負擔不起治療費用放棄治療。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4月16日指出，美國窮人正受到新冠病毒的“最嚴重打擊”，“由于長期的忽視和歧視，低收入和貧困人口面臨著更高的受到冠狀病毒侵害的風險，而一個混亂的、注重企業(yè)的聯邦應對措施未能完全照顧到他們的利益”。
高失業(yè)率使工薪階層陷入生存危機。根據美國勞工部2020年5月28日公布的數據，美國3月15日至5月23日累計首次申請失業(yè)救濟人數達4080萬。面對疫情帶來的高失業(yè)率，由于長期貧富分化和結構性歧視，美國工薪階層抵御風險的能力大大減弱。沃克斯新聞網4月10日報道指出，“從餐飲業(yè)、旅游業(yè)到媒體業(yè)，整個美國經濟都感受到了（疫情的）影響。但是就像危機帶來的其他影響一樣，那些本已是最脆弱的群體也將首當其沖地受到經濟影響”。“這段時間最容易遭受裁員的人正是那些薪水最低的人，例如餐飲業(yè)和零售業(yè)的低薪工人”。根據美國全國餐館業(yè)協會4月20日發(fā)布的調查報告，受疫情影響，三分之二的餐廳工人（約800萬人）因餐廳關閉已被解雇或休假。雖然美國政府也推出了旨在援助中小企業(yè)的“薪資保護計劃”，但一些資金較充裕的大企業(yè)卻利用規(guī)則漏洞趁機獲得巨額貸款，而一些亟需貸款“續(xù)命”的小企業(yè)、小商鋪卻無法得到救助。上述調查報告顯示，至少有60%的經營者表示，現有的聯邦政府救濟計劃不會令他們減少裁員。可見，美國工薪階層最早體驗到疫情帶來的經濟衰退的痛感，成為美國政府低效抗疫舉措的犧牲品。
三、美國的種族歧視在疫情中愈演愈烈
系統性種族歧視是美國社會的痼疾。2016年以來，美國白人至上主義回潮，種族歧視呈愈演愈烈之勢。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社會緊張情緒，特別是有限抗疫資源配置的不均等，進一步加深了美國“主流社會”對亞裔、非洲裔和拉美裔等少數種族的歧視。
亞裔群體遭受嚴重的污名化攻擊。英國《衛(wèi)報》網站2020年4月1日報道指出，“（美國社會）對亞洲人的刻板印象從未消除”，一些美國媒體在報道新冠肺炎病例時都附有亞洲人面孔的照片。《紐約時報》網站4月16日報道指出，“新冠病毒肆虐期間，在美國身為亞裔是一種非常孤獨的感覺”。疫情暴發(fā)以來，亞裔美國人在公共場合遭受羞辱甚至攻擊的事件比比皆是。一些美國政客對此更是有意誤導。在世界衛(wèi)生組織將新冠病毒正式命名為“COVID－19”后，包括國務卿蓬佩奧在內的美國政府高層仍然堅持使用“中國病毒”“武漢病毒”的說法，甚至遭致國際社會強烈批評后也拒不改口。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問題特別報告員滕達伊·阿丘梅3月23日和4月21日先后指出，有關國家政客主動發(fā)表公開或暗示性的仇外言論，使用別有用心的名稱來替代新冠病毒，這種把特定疾病與某個具體國家或民族相聯系的仇外表達不負責任、令人不安。“這一波‘疫情歧視’將原本較為隱蔽的種族偏見徹底揭示出來，在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暴露得越發(fā)明顯”。在自詡為“自由燈塔”的美國，政府官員公然煽動、引導和縱容種族歧視，無異于對現代人權觀念的悍然羞辱。
非洲裔和拉美裔在疫情中承受巨大的種族不平等。種族歧視深深植根于美國的歷史與現實之中，而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一面放大鏡，將種族歧視帶來的惡果以更加悲劇的形式呈現出來。非洲裔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不成比例”影響的狀況極為普遍。密歇根州衛(wèi)生與公共服務部2020年4月2日公布的該州新冠肺炎確診和死亡病例種族構成數據顯示，非洲裔僅占該州總人口的12%，卻占確診病例的33%，死亡病例占比更高達40%。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公布的全國性統計數據顯示，截至5月13日，美國新冠肺炎致死病例中非洲裔占22.4%，明顯高于其在總人口中12.5%的份額。堪薩斯州、伊利諾伊州和密蘇里州的非洲裔分別僅占總人口的5.7%、14.1%、11.6%，在死亡病例中占比卻分別高達29.7%、30.3%和35.1%。拉美裔在疫情中也遭致更高的感染率和致死率。根據紐約市4月初公布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種族分布，拉美裔占34%。《紐約時報》網站4月14日報道指出，非洲裔和拉美裔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之所以居高不下，是因為“今天他們在健康上的差距，直接來自于歷史上財富和機會的不平等”。英國《金融時報》網站5月15日報道指出，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國人比白人更有可能從事維持社會運行所必需的工作，他們貧困率較高，更容易患糖尿病和高血壓等“共病”，使得他們更易感染新冠病毒。“這場大流行病加劇了美國的種族差異”，“沒有什么比這場大封鎖中的生與死更能體現美國的膚色差異了”。5月25日，明尼蘇達州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執(zhí)法致死，引發(fā)美國全國范圍的大規(guī)模抗議示威活動，再次凸顯美國民眾對于種族不平等日益惡化的不滿與憤怒。
種族主義暴力事件頻發(fā)多發(fā)。疫情期間，美國基于種族主義的暴力事件頻發(fā)，亞裔群體遭受嚴重的人身攻擊。僅2020年3月19日至4月1日，美國非盈利組織“停止仇恨亞裔”就收到超過1100起仇恨事件報告。2020年2月，洛杉磯一名16歲亞裔男孩在學校被誣稱為“病毒攜帶者”遭到毆打。3月14日，在得克薩斯州米德蘭市一家超市里，一名19歲男子故意用刀刺傷一名亞裔男子和其兩名年幼的子女，理由是“他們是中國人并將新冠病毒傳染給別人”。4月5日，紐約市布魯克林區(qū)一名亞裔女性在家門口倒垃圾時，遭到種族主義分子潑灑不明化學液體攻擊，導致其上半身、面部和手部嚴重燒傷。暴力事件進一步加劇了疫情期間緊張的社會氣氛，社會分裂、種族對立和槍支泛濫隨之惡化。4月15日，近200位美國外交政策學者、前外交官在《今日美國報》上發(fā)表聲明指出，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和暴力襲擊為美國敲響了警鐘，美國各層級、各領域的領導人應采取行動，反對針對亞裔的種族主義行為，結束對亞裔社區(qū)的仇恨犯罪。
四、美國的弱勢群體在疫情中生存維艱
對于社會弱勢和邊緣群體的生存照顧，代表了一個社會的良心，也是驗證一國真實人權狀況的試金石。疫情期間，美國的“殘酷資本主義”特征暴露無疑，致使老年人、無家可歸者和兒童陷入悲慘境地。
老年人成為政府抗疫不力的“犧牲品”。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多次強調，老年人和年輕人享有同等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疫情之下誰也不能被犧牲、被拋棄。然而在疫情中原本就面臨更大風險的美國老年人群體，因年齡歧視被進一步弱化和邊緣化，生命權無法得到基本保障。2020年3月23日和4月22日，得克薩斯州副州長丹·帕特里克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采訪時兩次表示，他“寧愿死也不愿看到公共衛(wèi)生措施損害美國經濟”，同意以老年人的生命為代價“冒險重啟美國經濟”。美國右翼媒體《每日連線》新聞網主編本·夏皮羅4月29日在一個訪談節(jié)目中冷血地宣稱，“81歲的人死于新冠肺炎和30歲的人死于新冠肺炎不是一個概念”；“如果一個81歲的老奶奶死在養(yǎng)老院，這雖然很悲慘，但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就是80歲”。《紐約時報》網站5月11日報道，美國養(yǎng)老院等老年人長期照護機構已有至少2.81萬名入住者和工作人員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約占美國新冠死亡病例的三分之一。在這些護理機構中，許多老年人生活在較為封閉的環(huán)境中，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風險很高。《大西洋月刊》網站3月28日和4月29日先后刊發(fā)《年齡歧視使疫情惡化》《我們正在殺死老年人》兩篇文章，指出美國的老年人長期照護系統存在資金投入、人員配備不足等嚴重缺陷，在保障老年人權益方面“比其他國家應對較弱”，“這出于很多政治上的原因”。《華盛頓郵報》網站5月9日報道稱，美國的抗疫行動“成了一場國家批準的屠殺”，“它故意犧牲老年人、工人、非洲裔和拉美裔人口”。
無家可歸者在疫情中無處安放。《今日美國報》網站2020年4月22日報道，美國每晚都有55萬多人無家可歸；據無家可歸者聯盟統計，每1萬名美國人中約有17人經歷過無家可歸，其中約33%是有孩子的家庭。無家可歸者中有很多年邁的老人和殘障人士，他們原本身體健康狀況就不佳，生活和衛(wèi)生條件惡劣，是病毒的易感群體。疫情期間，流落街頭的無家可歸者遭到嚴厲驅逐，被迫住進臨時收容所隔離。路透社網站4月23日報道，美國各地的無家可歸收容所因人員擁擠而難以保持社交距離，使得病毒極易傳播。截至4月20日，紐約市收容所中已有43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有617人病毒檢測呈陽性。《紐約時報》網站4月13日報道稱，無家可歸者收容所成為紐約市疫情的“定時炸彈”，超過1.7萬人住在為單身成年人準備的集中收容所中，睡在床上幾乎可以手碰手。《自然》雜志網站5月7日報道，研究人員開始對美國無家可歸者進行病毒檢測時發(fā)現，那里的情況已經失控。《波士頓環(huán)球報》網站5月4日報道，波士頓市已有596名無家可歸者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占當地該群體已接受檢測人口的三分之一。《洛杉磯時報》網站5月14日報道，研究顯示美國的無家可歸者數量受疫情影響可能一年內激增高達45%，導致公共衛(wèi)生危機進一步加劇。
貧困兒童和移民兒童狀況堪憂。美國至今未批準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這一核心國際人權公約。近年來，美國的兒童貧困和受虐待問題一直非常嚴重，疫情暴發(fā)使之進一步加劇。福布斯新聞網2020年5月7日報道，調查顯示，大量美國兒童在疫情中面臨饑餓問題。截至4月底，五分之一以上的美國家庭面臨食品危機；在擁有12歲以下兒童的美國家庭中，面臨食品危機的比例高達五分之二。福布斯新聞網5月9日報道，疫情期間美國有關兒童剝削的報告數量激增，全國失蹤和受虐兒童中心4月份收到420萬份相關報告，比2020年3月增長200萬份，比2019年4月增長近300萬份。更令人擔憂的是，美國還關押著大量無人陪伴的移民兒童，在病毒大流行中處于極端危險境地。聯合國移民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莫拉萊斯等多位聯合國人權專家4月27日發(fā)表聯合聲明，要求美國政府將移民從人滿為患且衛(wèi)生條件惡劣的拘留中心轉移；5月29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15名特別機制專家發(fā)表聯合聲明，敦促美國采取更多措施，防止疫情在拘留中心暴發(fā)。聯合國網站5月21日報道，自3月以來，美國政府不顧疫情風險，將至少1000名無人陪伴的移民兒童遣送回中南美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批評此舉將導致兒童處于更大的危險之中。
五、美國政府相關行為嚴重背離國際人權法精神
面對美國國內疫情蔓延對公民生命權和健康權的巨大威脅，美國政府非但未將精力投入疫情防控，反而揮舞霸權大棒四處煽風點火，試圖轉移視線、推卸責任，對國際社會團結合作應對疫情造成嚴重破壞。
抗疫不力違反保障生命權的國家義務。《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guī)定，人人享有生命權，國家有義務采取積極措施保障生命權。作為此公約的締約國，美國政府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未將人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置于首位，反而將國內政黨競選和國際上打壓中國的政治需要置于人民生命安全之上，錯失遏制病毒傳播的最佳時機，造成約200萬人感染、11萬多人死亡的重大人權災難。美國政府顯然未能履行其應盡的保護人民生命免受流行疾病威脅的國家義務。英國《獨立報》網站2020年4月10日評論稱，美國總是把人權掛在嘴邊，卻忽視自己的人權義務，對人民生命公然漠視。《赫芬頓郵報》網站5月6日報道，耶魯大學流行病學家格雷格·貢薩爾維斯對美國政府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拙劣表現進行嚴格評估后，毫不留情地指出這“非常接近于默許的大屠殺”。
惡意“污名化”中國違反平等與不歧視原則。平等與不歧視原則是國際人權法的核心準則，經《世界人權宣言》等一系列國際人權文書所確認。疫情暴發(fā)以來，美國政府高層不顧人類良知和倫理底線，為維護自身霸權借疫情大搞政治操弄，持續(xù)“污名化”中國，“武漢病毒”“中國病毒”等稱呼在美國政客口中層出不窮。在科學界普遍認為病毒來自自然界的情況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甚至不惜以所謂虛假“情報”為幌子，一再聲稱病毒來自中國武漢的實驗室。美國政客的行為明顯違反世界衛(wèi)生組織、世界動物衛(wèi)生組織和聯合國糧農組織2015年聯合發(fā)布的《病毒命名最佳實踐原則》，與世界衛(wèi)生組織關于新冠肺炎的正式名稱建議相悖。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問題特別報告員滕達伊·阿丘梅2020年3月23日指出，美國政府官員故意不使用國際認可的病毒名稱，而是選擇別有用心的名稱來稱呼新冠病毒，這種不負責任的、歧視性的國家言論植根于并會助長種族主義和仇外情緒，導致特定人群被污名化、排斥和暴力侵害，與國際人權法義務不符，是不可原諒的。
停繳世衛(wèi)組織會費阻礙全球共同抗疫。美國政府為推卸自身抗疫不力的責任，試圖將世界衛(wèi)生組織打造成“替罪羊”，一邊挖空心思羅織各種不實指責，一邊以停止繳納會費相威脅。2020年4月14日，美國政府宣布暫停向世衛(wèi)組織繳納會費，遭到國際社會一致批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4月14日發(fā)表聲明稱，全球正在抗擊新冠疫情，削減世衛(wèi)組織或任何其他人道主義組織行動所需資源不合時宜。美國醫(yī)學會主席帕特里斯·哈里斯4月15日發(fā)表聲明說，抗擊疫情需要國際合作，美國在這一關鍵時刻暫停向世衛(wèi)組織提供資金支持，是在錯誤方向邁出的危險一步。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4月15日表示，“在現在這個時候，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為這個行為進行辯護”。英國《衛(wèi)報》網站4月15日發(fā)表評論稱，在世界迫切需要共同戰(zhàn)勝這場全球從未經歷過的威脅時，美國政府停繳世衛(wèi)組織會費是一種缺乏道德和破壞國際秩序的行為，是“對全球團結的駭人背叛”。德國外交部長馬斯4月16日表示，世衛(wèi)組織是全球抗擊疫情的支柱，美國此時停繳世衛(wèi)組織會費是“把飛行員扔出飛機”的不負責任行為。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卻在4月22日再次對世衛(wèi)組織發(fā)起攻擊，威脅永久停繳會費。5月29日，美國總統宣布終止與世衛(wèi)組織關系。
單邊制裁違反人道精神和國際合作原則。國際合作是維持國際社會生存和運作的基石，是在全球層面確保人權和基本自由得以落實的重要原則，也是《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文書確認的各國義務。在疫情全球蔓延、關乎人類生命與健康福祉的重要時刻，各國應當團結協作以應對疫情，維護全球公共衛(wèi)生安全。美國政府在疫情期間依然對伊朗、古巴、委內瑞拉等國實施制裁，導致被制裁國家難以及時獲得抗疫需要的醫(yī)療物資，嚴重威脅民眾生命權和健康權。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2020年3月24日表示，在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情形下，制裁會阻礙醫(yī)療工作，給所有人增加風險；無論是出于維護全球公共衛(wèi)生安全，還是為了維護被制裁國家數百萬人的權利和生活，都應放松或暫停特殊領域的制裁。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安全飲用水和衛(wèi)生問題特別報告員、教育權問題特別報告員5月6日發(fā)表聯合聲明，表示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制裁正對該國民眾的人權產生嚴重影響，敦促美國在疫情肆虐情形下立即解除加劇該國民眾苦難的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