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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過去的這個春節假期，陳暉的心里多了一分牽掛，往年總想在家多待一段日子的他老想往外跑。

　　他并不是想出去玩，而是想回新疆，那里是他作為西部計劃志愿者所服務的地方。“老師您怎么還不回來上課？”有學生給他發來這樣的信息，他立馬開始訂回新疆的車票。

　　畢業于河南師范大學的陳暉，去年7月參加了由團中央組織的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項目，跟隨研究生支教團來到新疆吐魯番市的托克遜縣，在縣里的第二中學開始了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

　　2003年起，團中央和教育部按照公開招募、自愿報名、組織選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每年招募一定數量的普通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或在讀研究生，到西部基層開展為期1～3年的教育、衛生、農技、扶貧等志愿服務。從開始的幾千人到后來的近兩萬人，每年都有一支龐大的隊伍從各高校奔赴西部各地，用自己的方式一點一點改變著西部。

　　“他們真的需要我們”

　　2006年5月，華南熱帶農業大學學生趙紅亮選擇成為一名西部計劃志愿者，他拒絕了條件稍好一點的海南省東方市，主動申請到全省唯一的國家級貧困縣白沙縣，成為南開鄉中心小學的一名老師。　　

　　在這所小學，趙紅亮是個“全才”，“教師資源太稀缺了，除了音樂、美術這些專業性比較強的課程，其他課程我基本都教”。

　　白天給孩子們上課，放學后趙紅亮就走村串戶，既是家訪，也是和村民聯絡感情，在溝通交流中了解他們的需要，“在大山里待著，手機收不到信號。那時放學我會去找村民，和他們一起上山、下地，幫他們干活兒”。

　　“后來熟悉了，看我戴個眼鏡，村民們就說‘你這是文化人的標志呀！’看似打趣，實際上是他們對文化的一種渴求。”趙紅亮說，知道了他是從兩院（中國熱帶科學院和中國熱帶作物學院的合稱）來的，村民種植橡膠樹遇到各種問題都會向他咨詢。大家把橡膠樹當作“搖錢樹”，孩子上學、老人看病、生活開支都等著賣膠換點錢。

　　“我雖然不是學這個專業的，但是我可以看書，幫他們查找橡膠樹生病的原因，遇到實在搞不懂的我就請教相關專業的老師，再轉教給他們，時間久了他們就真的把我當專家了，還讓孩子跟我學。”趙紅亮說。

　　“貧瘠”，可能是所有志愿者到西部后的感受。不管是經濟條件還是發展理念、人才儲備，總有一種“貧瘠”觸動著志愿者。陳暉也被西部的“貧瘠”震撼過。

　　初到新疆托克遜縣，接待陳暉的老鄉帶他到“縣里最大的超市”去買日用品。“就跟大學校園里的小超市一樣大。”盡管有心理準備，也早早了解過這邊的經濟發展情況，但是真的面對眼前的一切，他依然大吃一驚。

　　他更沒想到的是這里學生的學習狀況。“我帶兩個班級的語文課，他們期末考試的平均分只有30多分，全年級成績最好的班級平均分也只有50多分，而滿分是150分！”陳暉說。

　　有同樣感覺的還有畢業于四川水利學院來到西藏昌都市江達縣服務的閆國安。“感覺這里的教育落后了半個世紀。”他介紹，當地老師任務很重，每個人一周差不多要帶30節課，“我們志愿者團隊到達后，有8名被分到縣一中、小學支教。后來發現，我們出的一些考題，很多當地老師都答不及格”。

　　“他們真的需要我們。”閆國安說。

　　北京大學研究生支教團的志愿者尚逸峰也體會過這種需要。在服務地——青海西寧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的大通六中，尚逸峰教的是高中英語。因為缺少專業的英語老師，學生的英語水平都很差，第一次上課，就讓他大跌眼鏡，“也就會用最基本的英語打招呼”。

　　在西部和外界之間搭起一座橋

　　在西部計劃志愿者的眼里，西部地區和發達地區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而他們的到來，給當地打開了一扇望向外界的窗戶。

　　一件小事讓尚逸峰印象深刻。在一節物理課上，當老師講到火車進山洞的情景，隨口問了一句，“你們都見過火車吧？”結果，課堂上鴉雀無聲。

　　為了讓學生“長見識”，尚逸峰會向他們描述北京的大學校園是什么樣子，告訴他們城市的學生都在學些什么，他也會用自己的筆記本電腦為他們放一些英語的視頻或電影，讓他們體會學習英語的樂趣。

　　在尚逸峰看來，那里的孩子一直生活在一個封閉的世界，他總想帶他們走出去。在他之前，來此服務的學長們成立了西部愿望教育促進會，希望為學生募集到一些資金，帶他們看看外面的世界。

　　去年，尚逸峰和另外兩位西部計劃志愿者利用募集的資金，帶了9個學生到北京。

　　在北大，一個學生看到車棚里的自行車，忍不住大聲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那么多自行車”；在未名湖旁，尚逸峰帶著他們讀書，一個學生告訴他，“第一次覺得讀書是一件這么幸福的事情”；在北航一個創業者的無人機制造公司，學生們瞪大了眼睛看著一架架無人機，就像是在看童話故事。

　　盡管這是一趟“賠本的買賣”，又搭人又搭錢，但尚逸峰覺得值，“他們開闊了眼界，回去會更努力地學習”。

　　朱凌杰把自己定義為“橋梁”，希望填補敦煌與外界的鴻溝。2014年，從蘭州理工大學畢業后，他就參加了西部計劃，成為團敦煌市委一名志愿者。他在希望工程辦公室工作，見識了太多的貧窮，要通過自己的力量把這里的情況告訴外界。

　　他用“最笨的方法”，去百度各種公益項目和平臺，挨個打電話詢問，再一點一點把貧困學生的信息發布到各種公益平臺上。

　　一開始，有的人不相信他發的信息是真的。盡管這樣，他仍然會一遍一遍地發，把各種詳細的資料、圖文和視頻都展示在網絡平臺上，時間長了，一些公益項目開始主動聯系他。

　　為了保證每一個學生信息的準確真實，朱凌杰總是挨家挨戶地摸排。去年10月，他下鄉調研，看到了一個讓他辛酸的場景，“已經快入冬了，很多孩子還穿著單布鞋，不穿襪子，腳踝裸露在外面，有的孩子鞋都爛了”。“我和鞋子的故事”項目就這樣產生了。他和中華少年兒童基金會聯系，為孩子們募集一批冬鞋，到現在已經收到1000多雙鞋。

　　重要的是能留下什么

　　盡管朱凌杰在努力地幫助當地的貧困孩子，但他覺得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果以后他走了，這樣的幫助還在不在，“能留下可持續的幫扶項目和一個人人助人的志愿精神更加重要”。

　　他申請到的青基會的“希望之星”項目，如今已經做了一年多。他會不定時地下鄉去學校收集學生信息，及時地將這些信息上傳到項目平臺上，期待著更多的愛心人士看到。

　　“今年有一個愛心人士一下子要捐助4個孩子，而且要從一年級一直捐助到六年級。”對朱凌杰來說，這實在是一個大大的驚喜。放下手中的事，他便馬上去尋找可以接受資助的孩子。

　　雖然很累，但能為敦煌的貧困孩子建立這樣一個可持續性的幫扶平臺，朱凌杰覺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有價值的。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即便有一天他離開了，這樣的平臺也仍然能夠為孩子們服務。

　　能為服務地留下點什么，或許是每個西部計劃志愿者都愿意做的事情。陳暉把課堂外的內容，諸如《百家講壇》等搬到課堂上，努力讓課堂變得有趣，教其他的老師怎樣讓學生對學習有興趣，他為服務地留下了一個很好的教學模式；尚逸峰則經常在一些并不重視教育的家庭中奔走，將一些打算輟學的孩子拽回學校，告訴他們知識改變命運，他為服務地留下了一個重視孩子教育的理念。

　　還有一些人把自己留了下來。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11月，扎根西藏、新疆及兵團志愿者人數已分別達到1102人、4199人和2932人。

　　雖然服務期未滿，朱凌杰已經做好了打算，“我以后仍然會留在這里，為孩子們做這樣的事情”。他計劃成立一個專門幫扶困難兒童的社會組織，“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益米陽光’”。（陳鳳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