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地處東海之濱。四十年改革的大潮拍打著綿長的海岸,開放的熱風席卷著神奇的大地而蜚聲海內外。作為記者的我與她風雨同舟35年,以400多萬的文字忠實地記錄了這個中國改革“風向標”的足跡。

　　1998年和2008年,正值中國改革20年、30年之際,我先后兩次被破例推舉為“溫州改革開放十大風云人物”候選人,獲評理由是:20年來,溫州的改革與新聞報道息息相關,張和平對此立下汗馬功勞。

　　我為之汗顏。

　　“中國第一座農民城”報道“第一人”

　　1974年冬的一天,我經過溫州下轄的瑞安、蒼南兩縣交通咽喉地帶的龍港方巖下,舉目眺望,四野民生凋敝,荒涼蕭條。夜晚寄宿時聽到一首凄涼的民謠:“方巖下,方巖下,只有人走過,沒有人留下。”心頭平添一絲悲涼。

　　10年后的冬天,方巖下“忽然一夜春風來”,唱出了“春天的故事”。1983年10月,龍港鎮委書記陳定模帶領一班人敢為天下先,順應農民愿望,大膽突破禁區實行農村土地、戶籍改革,允許土地有償使用,允許農民離土離鄉,自理口糧進城落戶,允許自籌資金到龍港買地、建房。

　　一石激起千層浪。龍港方巖下及周邊先富起來的農民紛紛從田地里拔出“泥腿”,懷揣“城市夢”,像19世紀大批華人涌入美國舊金山淘金一樣,潮水般涌入白紙般的龍港,開全國之先河,大興土木,掀起一場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農民自費“造城運動”。

　　僅僅兩年工夫,這片雜草叢生的5個小漁村神奇般崛起“中國第一座農民城”,成為中國改革的一顆耀眼的新星。

　　但是,說歸說、做歸做。要不要、敢不敢在主流媒體報道這個改革當頭、突破一系列禁區的新生事物,許多人心中沒譜,不太敢冒這個險。

　　我時任浙江日報溫州記者站主要負責人。職業的敏感性和改革嗅覺強力驅動我要“敢吃第一口”。1985年6月間,我與同仁沈勝良合作,在報社領導的有力支持下,以《蒼南縣崛起一座“農民城”》為題,用5000多字的超大篇幅在《浙江日報》首次報道了龍港農民城的崛起。這樣的報道規格在當時實不多見。由此,龍港名聲不脛而走。“破冰之作”也產生“鄰里效應”,許多外省媒體紛紛跟進。

　　在爾后的幾年里,我在《浙江日報》不斷跟蹤報道龍港的新氣象、新面貌。《科技興“城”看龍港》《“農民城”新風: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等多視角的報道向外界打開龍港另一扇“窗”,我成為《浙江日報》報道龍港改革的“首席記者”。

　　1992年我調入新華社,此后的10多年間,單獨或與朱國賢、焦然、胡宏偉等同仁合作,在新華社、《瞭望》周刊、《浙江經濟報》持續、深入報道農民城改革的新風貌、新經驗:《“農民城”里無“農民”》《中國農民城為何能建成?》《“農民城”里觀“農民”》《溫州農民闖市場》《農民造城——龍港的奇跡》《現代都市不是夢——中國首座“農民城”聽潮》《萬國權贊揚龍港農民走出一條農村現代化路子》《中國第一座農民城的成功之路》等等。這些報道使龍港的改革形象進入全國層面。

　　中國小城鎮改革的“催生劑”

　　1994年,龍港10年改革已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個原先只有8000人的5個小漁村迅速成長為溫州南部地區工業重鎮,成為遐邇聞名、頗具工業、商業、城市服務功能現代化雛形的新型城鎮。

　　新的問題伴隨而來,龍港陷入了“成長的煩惱”:魚兒大了,魚塘小了。

　　龍港向何處去?我敏感地抓住這個新問題開展深度調研。那陣子,我聽到最強烈的呼聲是:撤鎮建市。即龍港與一江之隔的平陽縣重鎮鰲江鎮合并建市。時任龍港鎮鎮長李琪鐵對我說,從經濟發展的總體規模、綜合實力,以及城鎮基礎設施等條件衡量,龍港已達到國家規定的縣級市的標準。但龍港現有的鎮級經濟、行政體制的格局與經濟發展發生日益尖銳的沖突,使龍港鎮經濟社會發展陷入“小馬拉大車”的困境。蒼南縣縣長施德金也直截了當地對我說,龍港已到了非撤鎮建市不可的地步。經過深入采訪,我認為這個建市呼聲順應了時代潮流,代表了龍港未來的方向,對全國小城鎮發展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

　　但也有觀點認為這件事很敏感,擔心撤鎮建市劃出兩個重鎮等于割掉兩個縣的“精腿肉”,可能引起兩縣的混亂。因此,有關人士叫我勿“添亂”。

　　我堅持自己的判斷。1995年1月初,我邀請時任總社農口報道編輯到龍港調研。1月26日我們發出供高層參閱的參考報道:《溫州龍港鎮陷入小馬拉大車的困境　有關專家建議國家支持農民自費建市》。

　　稿件介紹了龍港已成長為城鎮“小巨人”的現狀,反映龍港陷入小馬拉大車的窘境、鎮級“小魚塘”的功能和生態環境在城市規劃、經濟發展、工商稅務金融交通管理等方面嚴重限制“魚兒”生長壯大,反映干部群眾希望改革上層建筑的呼聲。稿子鮮明地提出:“專家建議國家繼續尊重農民的發展愿望,順應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運用政策發揮農民的創造精神,給龍港以縣級市的行政建制。”

　　稿子對龍港建市模式作了前瞻性的勾勒:“專家還建議,在龍港農民自費建市的改革中,機構設置不要走傳統老路,應該不要國家投資,精簡行政機構,強化民間自治管理,建設小政府大社會的新型城市體制。”

　　有關專家稱,農村城市化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之一,龍港是中國現代化新型小城鎮的代表,這篇參考報道敏銳而及時地抓住了中國第一座農民城發展中的一個新問題,深刻反映了中國農村小城鎮上層建筑嚴重制約經濟基礎的新矛盾,建設性地勾勒了未來現代化新型小城鎮發展的新架構、新模式,為中央提供了重要的決策參考,這對中國農村改革、進一步推進小城鎮城市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稿子猶如催生劑,“催”出龍港走向城市化的重大機會。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在報道上作出重要批示,主要精神是:今后這類小城鎮將可能大批產生,新型的小城鎮應是新體制、小政府大社會,高效率,清正廉潔的機構。

　　根據中央領導這一重要指示精神,國家體改委立即開展全國小城鎮改革重大課題的研究。隨之國家啟動了這項重大改革工程,成立了全國小城鎮綜合改革領導小組。隨后,國家體改委與建設部、公安部、國家計委、民政部等11個部委聯合頒發《關于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指導意見》,制定出改革試點實施方案,決定在全國實施改革試點,以龍港鎮為首的57個城鎮名列其中,改革試點為期5年。專家稱,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實施小城鎮綜合改革,在中國小城鎮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由此,龍港在行政、財政、計劃、戶籍、工業、城建、教育等7個方面的管理體制進行大力度的改革。比如,在許多領域賦予縣級經濟管理權限,建立浙江省第一個鎮級金庫,實行縣級計劃單列,統一規劃、征地、建設小城鎮,允許農民進城落戶等。總之“給權給人給錢”,“事權財權人權”同步標配。

　　這項改革為龍港插上騰飛的翅膀。經過5年的改革,龍港創建了印刷工業園、小微創業園等10個工業園區,總面積8.55平方公里。建成國家級的“中國印刷城”“中國禮品城”“中國臺掛歷集散中心”“中國印刷材料交易中心”,實現了從“農民城”向“產業城”的跨越。

　　時任蒼南縣委常委、龍港鎮委書記黃宗克形象地說,經過改革,龍港發生了三大顯著變化:農民→居民→市民；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現代社會(雛形)；小農村→小城鎮→小城市。

　　這輪改革也為龍港后續改革產生了強大的“后坐力”。2014年12月29日,國家發改委等11個部委聯合發文《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改革試點方案》,國家實施新一輪的新型城鎮化綜合改革,龍港被列為試點鎮,借以為全國提供借鑒和復制樣本。

　　溫州金改的“助產士”

　　2012年3月28日,對溫州來說是一個非凡的日子。這一天,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全國唯一的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

　　鮮為人知的是,這項重大的金改與新華社的一篇參考報道緊密相關。

　　那是2011年上半年,溫州坊間頻頻傳出一些不祥之兆:江南皮革公司、三旗集團、波特曼餐飲公司、浙江天石電子公司等4家知名企業相繼倒閉、老板“跑路”(失聯、潛逃)。這猶如小霹靂在溫州引起不小的震動。這些紅紅火火的企業到底怎么啦?它們的重創意味著什么?到了7、8月間,情況更不妙,又有不少企業緊隨其后,致使大批員工失業。

　　我大腦的弦繃緊起來。經調查發現了其中的“奧秘”:2011年初,國家收縮信貸規模,銀行貸款資金大量減少,“銀行變成沒錢的窮人”。許多中小企業遭遇“錢荒”,銀行的利率變相拉高。“官錢”一斷,民資成了“香餑餑”,民間借貸因之暗流洶涌,借貸利率“水漲船高”。

　　企業無法從銀行續貸資金,巨額的民間“過橋”借款資金和高額的利息如同兩把利劍刺入企業的心臟,最終導致資金鏈崩斷。一些老板被逼上絕路選擇“跑路”,一些人因絕望而跳樓、跳河。企業因之倒閉,員工無家可歸。嚴峻的局勢表明溫州密集性爆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民間債務危機。

　　我意識到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新聞敏感、責任感和使命感“指令”我馬上“動起來”!

　　搶時間迅速發稿迫在眉睫,但苦惱的是,我雖了解到幾例老板跳樓的個案,但整體情況難以掌握。焦急之中,我抱著僥幸的心理給一位銀行副行長打電話。“踏破鐵鞋無覓處,來得全不費功夫”,他是個知情人,出于對我高度信任,他不怕壓力和風險,對我和盤托出內情。

　　我估計這篇“猛料”發出來,有人肯定會給我施壓。對此,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新華社記者的職責、良知和使命。

　　9月27日,我在總社有關領導和編輯的支持、指導下,發出第一枚“重磅炸彈”《溫州民間借貸崩盤引發多起老板跳樓事件,一周內2死1傷》。稿件反映了溫州觸目驚心的金融“災情”和走勢:嚴峻局面已造成社會人心惶惶。各界人士擔憂,元旦、春節資金回收的高峰期到來時,將可能發生“地震”,出現更嚴重的“跑路”、倒閉、擠兌、跳樓、員工攔路、黑社會暴力、綁架等惡性事件。

　　9月28日,我發出第二篇參考報道《溫州民間借貸迫近“崩盤”,民企老板“跑路”呈高發態勢》。稿子反映了百樂家電公司、溫州奧米流體設備公司等至少有80多家企業老板“跑路”、企業倒閉的嚴重事件。并點出這只是已浮出水面的,在“水下”暗流涌動的起碼有數百家小企業,倒閉企業欠款超100億元,目前涉及民間借貸糾紛的金額達9.31億元,并在不斷“刷新”。

　　為了提供完整、有價值的決策參考,我在“報災”“報果”的同時也“報因”:今年以來在國家貨幣緊縮政策的深度影響下,溫州中小企業普遍遭受“三荒兩高”嚴重困境。在市場高物價、銀行負利息、股市持續低迷、樓市深度調控、投資渠道步步收窄的多重“夾擊”下,民資殷實的溫州民間借貸變得異常活躍,甚至從炒房、炒礦轉向“炒錢”。這導致民間借貸利率一路飆升,月利率普遍已高達3分左右,甚至5分、1毛。“5分利”等于資金的年回報率是60%,相當于一般制造業年利潤率的6倍。如此離譜的超高利潤率匪夷所思。

　　針對眾多企業感到當前遇到的困難比金融危機更嚴重,有專家提醒,溫州這種情況可能會演變成類似美國的“次貸危機”。知名財經評論員葉檀認為:“如今實體經濟資金池緊縮得就像大旱期間的鱷魚池一般”。

　　稿子更要報“策”:溫州市委希望中央采取積極有效措施和對策,諸如支持利率市場化改革、增加小額貸款公司的總數等,以有力支持實體經濟和化解危機。

　　9月30日,我連珠炮似的發出第三篇稿,反映溫州市政府為遏制危機擴大蔓延而積極“救火”“救災”的緊急行動,同時進一步反映溫州要求國家支持實施金融改革的迫切呼聲。

　　這組3篇參考報道當即引起國務院高度重視。2012年3月28日,國務院決定在溫州設立全國首個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

　　幾天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溫州部署金融改革。溫州市金融部門的同志坦率地說,溫州金改走的是“自上而下”的程序,這才有這么好、這么快的結果。如果按常規流程一級級、一層層向上報批,建立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簡直比登天還難。

　　鑒于這組參考報道對溫州金改起到的重要作用,被評為新華社社級好稿。

　　溫州金改實施后,我更是沒歇著。多年來,我通過公開、內部報道不斷反映溫州金改的新氣象、新問題。

　　2017年金改5周年之際,我雖已“退出江湖”近2年,責任感驅使我“再作馮婦”。我與同事王俊祿合作,以《溫州金融改革五周年:修復“溫州信用”溢出“金改紅利”》為題,重點反映金改三大成果亮點和可借之鑒:推進民間資本走向“陽光平臺”、為中小企業“通脈活血”、傾力修復“信用破產”堤壩。2017年4月,該長篇報道分別通過新華社內部稿和公開稿發出。

　　2017年4月20日,浙江省委主要負責同志在這篇新華社內部稿上批示:溫州市要堅持金融改革不動搖,且不斷深化,以取得更好成效。

　　溫州市金融辦副主任余謙說,批示猶如給“降溫”的溫州金改添了一把“大火”,金改火焰再度燃燒起來。此后,浙江省黨代會、省人大報告和省經濟工作會議都明確要深化溫州金改。特別是針對溫州5年金改的1.0版,根據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溫州制定了“金改2.0”版方案,將之推向更高的臺階。“溫州金改繼續在路上!”余謙滿懷信心地說。（特約撰稿張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