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歲的顧必階,頭戴白色禮帽,騎了輛破舊自行車,穿過一片空地,來到一座頗具現代化風格的船形建筑跟前。

　　武漢,漢江南岸的這片區域,鋼結構和玻璃幕墻搭建起來的現代化建筑,與旁邊高聳的煙囪和廢棄的廠房,形成鮮明的新舊對比。

　　過去近20年里,顧必階苦苦搜尋著散落在荊楚大地上的老物件,努力塞滿一個空蕩蕩的工業博物館,搭起百年前的一位總督與這座城市的時空聯系。

　　如今,這座城市與它所處的中部省份,正在改革創新、轉型升級、對外開放等領域同步發力,展露出為實現在中部地區率先崛起的勃勃雄心。

　　120多年前,清末一位總督的到來,推動了武漢和湖北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第一次“中部崛起”。

　　“講到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

　　光緒十五年,1889年12月17日,在波瀾壯闊的中國近代歷史上,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日子。一艘名叫“粵秀”的輪船,停靠在武昌司門口,一位身形矮小的清廷封疆大吏,踏上了武漢的土地。

　　他的到來,將為這座江城帶來前所未有的巨變,也將把這塊在當時中國版圖上并不顯眼的土地,推到變革時代的“潮頭”,推上駛入近代化文明的“快車”。

　　一個多月前,已經52歲的兩廣總督張之洞,交卸完兩廣督篆與廣州撫篆,登上“粵秀”輪,由廣州北上,途徑上海,再沿長江溯水而上,抵達長江邊上的武昌。他將在那里,就任湖廣總督,總管湖南湖北的軍民政務。

　　這是晚清朝廷為修建盧漢鐵路的一次調任,從北京到漢口的這條鐵路設想,計劃修建當時中國最長的干線。

　　此前,紫禁城內爆發了一場持續十年的鐵路之爭。

　　1880年,時任直隸總督劉銘傳從用兵、商務、礦物、漕運需要,上書朝廷,主張以北京為中心修筑鐵路網,卻遭到頑固派以生事、擾民、奪利三弊的駁斥。

　　8年后,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提出由天津向北京修津通(通州)鐵路,又引起一場辯論,頑固派認為此線一修,將有損海防、盡失險要、百利不能償此一害,遂擱置。

　　冷眼旁觀的張之洞,于1889年抓住時機,上書清廷,提出在中國腹地修建一條鐵路,“開路之利,首在利民。利民以出土貨(國貨)、銷土貨為大端；利國以通漕、調兵為大端。”這一方案,巧妙避開了頑固派指責的要處,獲得朝廷支持。

　　在他的計劃中,朝廷每年撥款200萬兩白銀,同時再建成漢陽鐵廠,為鐵路提供鋼材。就在這位新任湖廣總督躊躇滿志之時,在滿清的發源地東北,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正加緊修建,向中國邊陲延伸。為抵制俄國勢力滲入,清廷決定暫緩修建盧漢鐵路,先修關東鐵路。直到1898年,盧漢鐵路才得以動工修建。

　　十九世紀中葉以后,李鴻章滿懷驚恐地感慨,古老的中國歷經著“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億萬中國人面對“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初任兩廣總督之時,張之洞就急于參與到謀求自強的洋務運動中,向英國訂購兩座日產生鐵100噸的高爐,以及煉鋼爐、軋鋼等各類機器設備。

　　之后,張之洞要求把這些機器設備運到湖北,并在長江和漢江交匯處的漢陽一側,龜山以北,選址建設漢陽鐵廠。

　　1890年,漢陽鐵廠開工,1894年投產,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家近代鋼鐵企業,有著“亞洲雄廠”之稱,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鋼鐵聯合企業八幡制鐵所早7年,日本派人前來考察,甚至驚呼“東方睡獅醒了”。直到1919年鞍山鋼鐵廠建成投產,20多年的時間里,這家鐵廠生產了中國90%以上的鋼鐵。

　　1896年,盛宣懷接辦鐵廠,改“官辦”為“官督商辦”。1908年,盛宣懷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合并,組成漢冶萍煤鐵廠礦股份有限公司,開啟了公司的商辦歷程。作為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堪稱“中國鋼鐵工業的搖籃”。

　　如今,漢江南側,龜山南路和琴臺大道的一段路上,還留有老工業區的遺跡,漢陽鐵廠的牌坊、破舊的廠房煙囪,逐漸淹沒于周圍拔地而起的高樓中。

　　100多年前,沿著漢江,漢陽鐵廠以西,張之洞又陸續創辦了湖北槍炮廠(后來的漢陽兵工廠)、針釘廠、火藥廠、官磚廠。在當時,這條路也因此有了“十里五廠”之稱。

　　在漢陽鐵廠的熊熊爐火中,中國的近代重工業邁出了艱難的步伐。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在談到中國工業發展時,曾說過有四個人不能忘記:講到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講到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講到化學工業,不能忘記范旭東；講到交通運輸業,不能忘記盧作孚。

　　1958年冬季,毛澤東在武昌主持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與王任重、陳再道等人談論湖北工業時說:“湖北的工業基礎,如漢陽鐵廠、紡織廠、兵工廠、京漢鐵路,都是張之洞帶頭辦的……你們要后來居上。”

　　“東方芝加哥”:駕乎津門,直追滬上

　　初夏的漢口,三環線外,郁郁蔥蔥的樹木掩映著一條長堤,兩層樓高的堤岸上,老人在悠閑地散步,年輕人或獨自跑步,或三五成群騎著單車。

　　百年前,這條長堤為解除漢口水患而修。如今,長堤早已失去了最初的價值,被改造成一條城市綠道。

　　據史料記載,自明代成化年間漢水改道后,漢陽一分為二,形成與漢陽隔水相望的漢口。最初在漢水邊地勢較高的墩臺土堆上筑垸修圍,建屋造房,逐步形成漢口沿河街市,即今天的漢正街。漢口這片區域,地勢低洼,湖泊密布,每逢夏秋水漲季節,江水湖水四面圍困,街市成澤國。

　　1904年,張之洞為解除漢口水患,決定修筑后湖長堤。這位總督登上湖中搭建的一個高臺,拿起望遠鏡觀察四周,指定了幾個點。這條長堤以今天的堤角為起點,向西北越過岱家山,轉一個90度的大彎,折向西南直到今天漢江邊上的舵落口。1906年,歷時兩年,費銀80萬兩,這條頂高6米、堤頂寬8米、全長23.76千米的長堤,修建完工。

　　長堤修成后,堤內變成了良田,漢口面積擴大20倍,民間為紀念張之洞,稱之為“張公堤”。

　　1985年,近代史研究學者馮天瑜的《張之洞評傳》出版,成為大陸最早公開肯定張之洞歷史功績并產生廣泛影響的學術著作。今年5月15日,這位76歲的武漢大學資深教授,在接受《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采訪時說,湖北和武漢在清末,經歷了兩次重要的開放,深刻改變了這個中部省份和城市的歷史地位,“一次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導致的被動開放,一次是張之洞推行湖北新政作出的自主開放。”

　　在今天的武漢江岸區,中山大道至沿江大道之間,還留有英、俄、法、德、日等國租界區的遺址。

　　因地處“九省通衢”,明清時期的湖北漢口鎮,就因繁榮的商貿,與河南朱仙鎮、廣東佛山鎮和江西景德鎮并稱全國四大名鎮。19世紀50年代末,漢口這片熱鬧的的土地,迎來了命運的轉折點。

　　1858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俄、美四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要求開放南京、漢口等十處沿海沿江通商口岸。1861年,漢口正式開埠通商,漢口英租界也同時劃定。此后幾十年,“外國商品如水銀瀉地般滲入武漢三鎮,小至針釘、火柴,大至機器、輪船,都是洋貨的天下。”

　　就任湖廣總督后的張之洞,很快意識到發展民族工商業的重要性,“日后中國豈能以兵存,仍是以商存耳。”除了興辦官營實業外,他實施一系列獎勵政策,推動民營工商業的振興,期望商人“破除舊習,具有世界眼光,發揮商戰之能力,挽回利權”。

　　從1895年至1913年,武漢地區有廠礦28家,僅次于上海的83家,多于天津的17家、廣州的16家；同樣居全國第二的還有資本總額,僅次于上海,多于廣州、天津。彼時的武漢,有著“駕乎津門,直追滬上”的趨勢。

　　1898年,張之洞在漢口成立商務會所,陳列各地的名產、土特產,招徠中外商人參觀訂貨,實質上相當于早期的博覽交易會。此后,他又設立漢口商務局、開設商務學堂、勸設商會,倡導出版《湖北商務報》。創辦的兩湖勸業場,既是展覽館,又是大商場。

　　張之洞督鄂18年,武漢的商業迅速崛起。這期間,他組織了中俄茶葉貿易線路,打破了俄商對華茶的操控,此后漢口成為國內最大的茶葉出口市場。

　　從1896年至1905年,漢口對內對外貿易額增加一倍多。1906年,漢口進出口貿易占全國貿易額的12.04%,幾乎接近上海的水平。

　　清末日本駐漢口總領事水野幸吉當年寫道:“與武昌、漢陽鼎力之漢口者,貿易年額1.3億萬兩,夙超天津,近凌廣東,今也位于清國要港之二,將進而摩上海之壘,使觀察者艷稱為東方之芝加哥(美國第二大都會)。”

　　“四方求學者聞風麇集”

　　武漢大學側船山路的一角,一小片水杉樹圍成的空地上,立著張之洞端坐桌前的半身銅像,這位總督左手握奏折,右手執毛筆。這道要求創建自強學堂的奏折一側,刻有年輕的光緒皇帝“該衙門知道”的御批。

　　當西方國家通過科學知識富國強兵之際,中國傳統的書院教育還僅教授四書五經之類的儒家經典。在鄂初辦洋務過程中,張之洞深感湖北實業、外語人才匱乏,也意識到必須進行教育改革,學習近代科學,于是啟動了傳統書院改制和中西結合的近代學堂教育。

　　1893年,得到朝廷批準后,自強學堂設于武昌城內鐵政局旁,初設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門,每門計劃招收20人。三年后僅留方言一門,開課語種為英、法、德、俄、日,每科學員30名。學員5年畢業后,必須以所學外語才能為國效力,如借端“改習卑下之業,甚或不自愛惜,受洋行雇充翻譯”,必須繳還所有學費。

　　1902年,自強學堂遷至武昌東廠口,改名為方言學堂,以培養外交人才為目標,開設歷史、地理、公法、交涉等課程,分習英、法、德、俄、日語種。　　1913年,以原方言學堂的校舍、圖書、師資為基礎,改建成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設英語、博物、數學物理、歷史地理等四部,此后經過百年的發展演變,成為今天的武漢大學。

　　張之洞與武漢博物館內,一張張大學校門照片投影在白色的墻面上,置身其中仿佛穿越了百年歷史的時空隧道,回到了武漢近代教育的起源,武漢理工大學(原湖北工藝學堂)、華中農業大學(原湖北農務學堂)、武漢科技大學(原湖北工藝學堂)、湖北經濟學院(原湖北商業中學堂)……

　　督鄂期間,張之洞創辦了一套從幼兒、小學、中學到高等教育系統完備的新學制體系,把外語、科學、法制等西方知識引入課堂,并大量派遣學生出國游學。

　　歷史學家皮明庥曾在著作中,對武漢在近代歷史中的教育地位作了詳細比較。在近代前,湖北傳統教育的發展在全國處于中游水平,不僅落后于沿海的江浙地區,也不及內地的安徽、江西等省份。19世紀90年代,湖北的第一批新式學堂出現,卻比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福州船政學堂等晚了約30年。

　　到了20世紀初,據清學部官報的記載,湖北全省學生為99064人,是江蘇的2.2倍、浙江的1.3倍、廣東的1.14倍,其師范學堂、實業學堂、專門學堂人數分別是江蘇的3.4倍、2.9倍、2倍。湖北的新式教育迅速崛起,已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出現“四方求學者聞風麇集”的盛況,“各省考察學制者必于鄂,延聘教員者必于鄂”。

　　馮天瑜認為,張之洞創辦的文教事業,成為湖北近代教育的開端,也為今天的武漢成為華中乃至全國重要的教育、科技中心奠定了基礎。

　　如今的武昌,百年前張之洞興辦新式教育的這片土地上,武漢大學、華中師范大學、中國地質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高校林立。幾年前,武漢的在校大學生和研究生總人數曾一度達到110多萬人,位居全球大城市第一。

　　百年前張之洞為推動武漢的近代化進程,興辦學堂培養新式人才。如今武漢實施“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工程”,助力湖北在中部地區率先崛起。在馮天瑜看來,這是歷史的相通之處。

　　留在武漢就業、創業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從2016年的不到15萬,躍升到2017年的28萬。這座城市,不僅在下大力度用政策讓人才“走進來”“留下來”,更在用前瞻性的產業布局提供廣闊發展空間,讓人才真正放手“干起來”。

　　推動湖北的第一次中部崛起

　　2001年初,漢陽區政府委托漢陽鋼廠創辦張之洞與漢陽鐵廠博物館。在鋼廠有著30年工齡的顧必階,平素就對漢陽鐵廠歷史有著濃厚的興趣,于是成了博物館籌備組三人之一。

　　不過,與漢陽鐵廠有關的物件,早已在百年的歷史長河中,被沖刷得不知所蹤。籌備組開始了艱辛漫長的“尋物”之旅。

　　籌建博物館經費有限,顧必階聽說哪里有民間留存的老物件,就苦口婆心地勸說對方捐出或低價賣給博物館。

　　10多年里,他從一個鋼材市場發現了一段1913年漢陽鐵廠軋制的鐵軌,花了7年時間從小五金廠老板那里低價收購一臺漢陽鐵廠與兵工廠使用過的美國造機床,從漢陽鐵門關一戶居民家里發掘出一方刻有“鐵廠界”字樣的石碑,在漢陽鐵廠舊址上的國棉一廠拆遷時尋出半塊漢陽鐵廠投產紀念碑……

　　搜尋來的老物件越來越多,百年前漢陽鐵廠的歷史記憶,被慢慢拼接出來,張之洞與漢陽鐵廠博物館終于有了最初的模樣,顧必階也擔任了首任館長。

　　主政湖北期間,張之洞在武漢創建了湖北圖書館、創立近代警察制度、興建城市水電公用事業、創辦近代郵政與電報電話系統、建立集群式的紡織企業……這位總督給武漢帶來一種全新的社會形態,給老百姓帶來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全面地推動了武漢的近代化進程。

　　為了展示張之洞督鄂期間的歷史功績與武漢的近代化進程,今年3月底,在漢冶萍公司成立110周年之際,在張之洞與漢陽鐵廠博物館基礎上,張之洞與武漢博物館建設完工并開館。

　　今天,除了這座博物館,蛇山之上有抱冰堂、武漢大學有張之洞銅像,以及中山公園的張公亭,漢口的張公堤,武昌的張之洞路……都在講述著百年前的這位總督與這座城市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也是他給這座城市帶來近代文明的印記。

　　張之洞與武漢博物館內,一塊圓形的電子屏幕上,展示著清末武漢三鎮的城市格局。19世紀末的武漢,因長江和漢江交匯形成的三塊臨江區域,似乎在映照著艱難走向近代化的中國,一邊是被西方列強靠船堅炮利打開的通商口岸,一邊是國人為謀求自強而興辦的近代工業、文教事業。

　　此間的這三塊區域,也奠定了武漢三鎮百年的城市格局。新中國成立后,漢陽聚集了一大批國營工業企業；改革開放初期,漢正街成為一個時代小商品市場的代名詞,引起全國矚目；武昌延續著歷史上文教中心的定位。

　　走在博物館內,途經一處狹長的通道,一側墻面上書“一個改革者的孤獨”。

　　1889年11月8日,張之洞在寫給海軍衙門和李鴻章的電報中,寫道“修路一端,有鐵早辦,無鐵遲辦；開采制造諸務,有款多辦,無款少辦。古人七年求艾廿年沼吳,但貴立志堅。早籌實辦,循序量力,魯莽固不可,坐困亦不宜。”

　　初任湖廣總督之時,張之洞主張興辦近代工業,卻沒有資金、缺乏人才,“整天生活在荊天棘地之中”。而在創辦漢陽鐵廠期間,他因腐敗的清王朝與陳舊的官僚體制而四面掣肘。

　　馮天瑜在書中寫道:“我們可以批評張之洞在創辦漢陽鐵廠過程中的種種失誤,但絕不可因此抹煞他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創之功。中國近代民族鋼鐵工業正是從這里起步。”

　　據其介紹,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湖北和武漢,從一個深處內地塘坳、在全國處于中等發展水平的地區,走向開放,變成步入全國前列的繁榮之地。

　　此外,張之洞在湖北仿照德國陸軍,裁撤舊式軍隊、編練新軍,經過多年經營,湖北新軍成為與北洋新軍相媲美的陸軍力量。他創辦了漢陽兵工廠,生產出的“漢陽造”步槍,參與了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大小戰役。

　　在馮天瑜看來,“督鄂18年,張之洞推動了湖北和武漢的第一次中部崛起,這是毋庸置疑的。”

　　“面對巨大的困難和阻力,一往無前,他的意志是堅定的。出身于舊式的科舉制度,卻看到人類文明的前沿,他的眼光是長遠的。”馮天瑜認為,張之洞主政湖北所展現的這兩點,對今天湖北提出的中部崛起仍有啟發。

　　博物館的書籍陳列室內,一小本不起眼的英文書被珍藏在墻角的陳列柜里,封面上印著“CHINA’S　ONLY　HOPE”的英文字母——“中國唯一的希望”。

　　這是張之洞闡述“中體西用”、宣傳洋務思想的著作《勸學篇》的英文版。1909年10月4日,離開湖北兩年后,72歲的清廷軍機大臣張之洞辭世。

　　兩年后的10月10日晚,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打響了武昌首義的第一槍,歷史的巨輪開啟了一段新的航程。“中體西用”,不再是“中國唯一的希望”。

　　1912年,孫中山到武漢訪問首義之地時,發出感慨:“以南皮(南皮即張之洞)造成楚材,顛覆滿祚,可謂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記者完顏文豪 稿件部分內容參考:湖北省檔案館《漢冶萍公司檔案史料選編》、馮天瑜著《張之洞評傳》、皮明庥著《一位總督·一座城市·一場革命》、費正清(美)編《劍橋中國晚清史》、方方著《漢口的滄桑往事》、電視政論片《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