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杭州６月２５日電（記者裘立華、王懌文）浙江省寧波市霞浦街道霞南村的長山崗上，靜靜地矗立著一座墓碑。這座墓碑高半米左右，凹凸不平的石碑上刻著幾個字——泉張公墓，看起來毫不起眼。

　　這是一座“衣冠冢”，“主人”叫張人亞，原名守和，字靜泉。張人亞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上海當時最早的也是僅有的幾名工人黨員之一。

　　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有一件重要展品——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之一。

　　你可能很難想象，包括這份《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中共二大確定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等在內的一批珍貴歷史文獻，正是秘密地藏于張人亞衣冠冢長達２０多年，才得以留存至今。

　　出生于１８９８年的張人亞，在１９１３年成為上海老鳳祥銀樓的一名金銀首飾制作工人。１９２２年，張人亞領導上海金銀業(yè)工人大罷工，現(xiàn)在留存的當年上海金銀業(yè)工人千人大照片中，張人亞風華正茂。

　　根據(jù)檔案資料顯示，中共二大會議結束后，中央領導機構按照規(guī)定，將大會通過的章程和９個決議案送給莫斯科的共產國際；與此同時，還將文件鉛印成冊，分發(fā)給黨內的有關人員學習貫徹，張人亞也獲得一本。

　　除此之外，張人亞還有一批包括《共產黨宣言》在內的馬列主義著作、文件和刊物。這些著作、文件和刊物，成了他的精神指南。張人亞開始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勇敢無畏的中堅分子，將所有身心都撲在革命事業(yè)上。

　　在他的一份手跡中，他這樣表示自己的堅定信念：“我雖是帶小資產階級性的手工業(yè)工人，可是我的境遇，已夠使我忠于無產階級……過去的事實已告訴我了，所以我加入共產黨并不是偶然的事。”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fā)生，白色恐怖籠罩上海，中國革命形勢急轉直下。

　　在這危急關頭，張人亞首先想到的是黨的文件和馬克思主義書刊的安危。１９２７年年底，許久沒有回鄉(xiāng)的張人亞，匆匆地推開了寧波霞浦的家門。

　　張人亞的父親張爵謙見到兒子，喜出望外。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兒子此行交給他一個重大而秘密的任務——妥善保管一批文件和書刊。

　　“我的祖父，在二伯父離開之后沒幾天，就和村里的鄰居說，靜泉這么長時間沒回來了，估計已經(jīng)不在了。”張人亞侄子張時華回憶道，“他上山搞了一個墳，放了個空棺材。”

　　就這樣，張爵謙編了個“不肖兒在外亡故”的故事，為張人亞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接著用油紙裹好文件，秘藏進空棺里，并始終將這個秘密埋在心底。

　　“祖父沒有和任何人說起這個空墳的秘密。為了安全起見，他還在二伯父的墓碑上少刻了一個字，把‘張靜泉’刻成了‘張泉’。”張時華說。

　　然而，張爵謙卻一直沒能再等到兒子張人亞回來。他不知道，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張人亞不久就前往瑞金。在蘇區(qū)，他先后擔任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出版局局長兼印刷局局長，出版、印刷與發(fā)行了一大批蘇區(qū)急需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教等方面的書籍。

　　張爵謙也不知道，１９３２年底，張人亞病故于從瑞金去福建長汀檢查工作的途中，時年３４歲。

　　新中國成立后，耄耋之年的張爵謙沒有等來二兒子的任何消息，這才叫來三兒子張靜茂，向他揭開了“衣冠冢”之謎，并要求張靜茂將這些文件交給上海的相關部門，再轉呈中央檔案館予以保存。

　　張靜茂把從墓穴中取出的文件書報和照片帶回上海后，專門刻了兩枚“張靜泉（人亞）同志秘藏”和“張靜泉（人亞）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書報”字樣紀念圖章，分別蓋在文件和書報上。

　　這批由張人亞生前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下來的革命文物中，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珍藏的《共產黨宣言》、中央檔案館珍藏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決議案》和國家博物館珍藏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決議案和宣言》，均為國家一級文物。

　　張爵謙晚年躺在臨窗的病榻上，常常盯著院子大門，等待熟悉的身影……

　　數(shù)十年來，張氏后人一直都在苦苦尋找張人亞的下落。２００５年，歷經(jīng)周折的張氏后人，終于在江西瑞金找到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刊登的悼詞，找到了張人亞的消息。

　　這份刊登于１９３３年１月７日《紅色中華》報上的《追悼張人亞同志》的悼詞寫道：“人亞同志對于革命工作是堅決努力，刻苦耐勞的，在共產黨內始終是站在黨的正確路線之下，與一切不正確思想做堅決斗爭，在黨內沒有受過任何處罰，因為努力工作為革命而堅決斗爭使他的身體日弱，以致最后病死了。”

　　“拿到這份悼詞后，我們回到寧波霞浦老家，到我祖父和我父母的墳前祭拜。”張人亞侄子張時才回憶當時的情景時不禁老淚縱橫，“我們把悼詞讀給他們聽，告訴他們，你們的兒子，你們的二哥，是為革命犧牲的，你們可以放心了。”

【糾錯】

責任編輯： 王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