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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貴州關嶺縣,沿著北盤江和打邦河,幾乎能種的地方都種上了火龍果。(采訪對象提供)

公路邊的一處水池因為種植戶傾倒的火龍果而變成了粉色。本報記者張典標攝

　　6月22日早晨5點,天邊剛露魚肚白。家住貴州省關嶺縣花江鎮太坪村的郭明忠和妻子就已經開著載貨三輪車,前往約40公里外的關嶺縣城,準備擺攤賣自家種植的火龍果,這一趟要開兩個小時。

　　郭明忠和妻子分別在不同的擺攤點,直到晚上11點才回到家。匆匆吃過晚飯后,夫妻倆又戴上頭燈,背起背簍,上荒坡采摘成熟的火龍果。等按大小、品質分好裝車之后,已經是凌晨兩三點了。

　　每年這個時候,正值當地第一批火龍果成熟上市,采摘期持續一周左右。郭明忠夫婦已經這樣連著忙活了4天。

　　在縣城,按照重量多少,8兩以上的火龍果(當地也稱為大果)普遍能賣到5元/斤,5兩到8兩的中果能賣到3元/斤,5兩以下的小果只能賣到1.5元/斤到2元/斤不等。這一天,郭明忠拉了700斤左右的火龍果,總共只賣出300多斤,不到一半。

　　其實,也有批發商到地里收購。但大果也只能賣到3元/斤至3.5元/斤,中果2元/斤至2.8元/斤,小果只能賣到1.2元/斤。

　　即使運到縣城能多賣些錢,這樣的價格,依然讓郭明忠們感到很焦慮。

　　從每斤15元到兩三元:

　　“再降就沒得錢了”

　　火龍果不易保存、不耐運輸。成熟的火龍果如果沒有及時采摘,“不到兩天就開裂”,很容易招來鉆進裂縫的昆蟲產卵。關嶺的火龍果種植戶也沒有冷藏庫。正因如此,從采摘到銷售出去,必須在3天到4天內完成。

　　靠自己擺攤銷售,數量畢竟有限,種植戶的大部分火龍果都是走中間商渠道。

　　但在種植戶的共同記憶中,幾年前根本用不著自己擺攤。

　　關嶺縣花江鎮峽谷村種植戶余光品回憶:“2009年,火龍果價格好,15塊錢一斤都不愁賣,想買火龍果得找熟人提前預定,還不一定能定得到。”余光品從2010年開始種植火龍果,并在前些年逐步擴大種植規模到40余畝。

　　從15元/斤到如今的1.2元/斤至3.5元/斤,種植戶和消費者一起經歷了火龍果價格下挫。2009年,關嶺火龍果地頭收購價漲到15元/斤,有的農戶甚至能賣到更高。家住關嶺縣城的呂宗印還記得自己曾花18元只買了一個當地火龍果。那時距關嶺縣正式推廣紅肉型火龍果僅有2年。

　　然而,2010年火龍果價格首次降為13元/斤,2011年降為10元/斤,2015年降為8元/斤。到2017年,火龍果的地頭收購價格已降為1.2元/斤至3.5元/斤不等。

　　當地火龍果一年能采摘5批,從6月開始到10月結束,每隔一個月一批。“6月第一批的價格一年中最高,往后的很難超過這個價格。”花江鎮種植戶任萬祥說,“火龍果價格已不大可能回到巔峰。”

　　“降到兩塊錢左右,就沒得錢了。”不管種植面積大小,種植戶都對火龍果價格下挫表達了同樣的焦慮。火龍果從種下到掛果需要2年到3年,這兩三年完全是純投入。

　　“種植火龍果需要較大的前期資金投入,整個種植期間的人工費用也不少。”關嶺縣農業局負責推廣火龍果產業項目的金超表示,前期平均每畝地需要投入5000元,主要是水泥樁。如果是包含有蓄水池、小型提灌站等設施的標準化種植基地,前期每畝的成本高達7000元至9000元。

　　關嶺是貴州石漠化比較嚴重的地區之一,全縣有4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不同程度存在石漠化現象,而火龍果大多種在這些石漠化的荒山上,“幾乎所有水泥樁都需要靠人往地里扛”。

　　種植火龍果時,除草、人工授粉、追肥、采摘、修枝,都需要大量勞動力。“這些環節直接關系到火龍果的產量。”金超說,“種植規模在5畝以上時,對于只有兩個勞動力的家庭而言,就需要額外請工人了。”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發現,勞動力不足在種植戶中比較普遍。峽谷村第一書記李能介紹說,峽谷村有2766人,其中勞動力1200人左右,而留在村子里的也就300來人,還包括了有勞動力的老年人。目前,從事火龍果種植的大多是需要在家照顧孩子的中年勞動力或者老人。

　　“大多是50歲上下的人在種火龍果。”金超說,“現在很多年輕人不愿意從事農業,因為嫌太苦、太臟、太累,還要面臨自然災害、管理技術不到位、市場價格、銷售等多方面問題。”

　　在關嶺,雇傭一個成年勞動力一天的成本是100元。但是,火龍果只在夜間開花,人工授粉只能在晚上9點至凌晨3點間進行,這時候請工的價格是20元/小時。

　　種植戶韓先成種植了27畝火龍果,每年請工人除草約5次花費3800元；授粉5次花費2800元；追肥2次人工加肥料花費60000多元；一年摘果5次人工費約20000多元；一年需要修枝一次花費3200元。一年下來,韓先成需要花費約9萬元。去年,韓先成總共產火龍果22噸,按照同一批次中,大果20%,中果70%,小果10%,以今年的地頭收購價格計算,韓先成的火龍果一年產值約為9.77萬元,純收入不足8000元。

　　韓先成的火龍果畝產約為1630斤。根據李能的觀察,“畝產1500斤至2000斤都算管理好的,管理不好的,一畝地一年只收五六百斤也是有的。”

　　前幾年的火龍果站上了“風口”,確實讓不少種植戶增收,特別是讓很多貧困戶脫了貧。在白泥村和峽谷村,不少貧困戶蓋上了磚房。但面對今年的價格,種植戶就不開心了。

　　關嶺縣白泥村種植戶聶小燕家,在2013年種了7畝火龍果,她家的火龍果曾賣過10元/斤的價格。2015年,嘗到甜頭的她又補種了10畝,如今這10畝火龍果也開始上市,“今年價格不好,只勉強兩個娃娃讀書。”聶小燕家有兩個娃,一個上高中,一個讀大學。

　　在白泥村,一些種植戶甚至開始傾倒賣不完的火龍果。“去年大概倒掉了五六百斤,(倒得)有點多了。”聶小燕家也倒了些,“這一批兩三天賣不完就只能倒掉了。”

　　從2分地到1.5萬畝:

　　火龍果是如何火起來的

　　“基本上能種的地方都已經種上了。”在辦公室,金超打開電腦上的地圖軟件,介紹關嶺火龍果種植情況。從衛星地圖上看,在北盤江關嶺段和打邦河兩岸,像魚鱗一樣,布滿了密密麻麻的“小包”,“這些種的都是火龍果,現在全縣種植面積約1.5萬畝,年產量約為7000噸。”

　　關嶺所引進的火龍果品種為“紫紅龍”“晶紅龍”“粉紅龍”等,喜光耐陰、耐熱耐旱,在關嶺縣只適宜北盤江流域和打邦河流域中亞熱帶和熱帶氣候的海拔650米以下的河谷地區種植。這些地區集中在原板貴鄉(于2016年與花江鎮合并為花江鎮)、花江鎮、上關鎮、八德鄉和新鋪鎮。其中,合并后的花江鎮種植規模最大,約占總面積的70%。

　　金超回憶,2005年關嶺開始引進火龍果時,在原板貴鄉峽谷村試種的規模只有2分地,2014年,這一數據變為5287.59畝,到了2017年,種植總面積達到1.5萬畝。

　　2008年,關嶺將火龍果產業作為促進農民脫貧增收和推進石漠化治理的途徑之一,整合了農業、扶貧、財政、發改、林業、水利等部門項目資金,對種植火龍果的農戶補貼由原來的500元/畝提升至3000元/畝。

　　截至2016年,關嶺火龍果種植區域覆蓋了關嶺縣北盤江流域和打邦河流域沿岸16個村,覆蓋貧困農戶1886戶7546人,占種植區域貧困戶總數的70%。另外,根據《關嶺自治縣“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2016-2020年)》,“十三五”期間,關嶺縣準備新建火龍果種植基地2萬畝。

　　“價格好,大家就都跟著種,我們都是同一批。”白泥村貧困戶梁建國指著公路邊臨近的幾家擺攤的農戶說。除了補貼提升之外,很多農戶看到其他人嘗到甜頭才跟風種植。

　　貧困戶梁建國一個人在家拉扯著兩個孩子,沒法出去打工。早在火龍果價格高的時候,他就想種火龍果。因為既缺勞動力又缺資金,直到2015年他才靠著一萬元扶貧貸款和叔叔的幫忙種上8畝火龍果。經過3年,火龍果開始掛果上市,可沒想到的是,價格也從2015年的8元/斤降為如今的兩三元每斤。梁建國表示,“今年肯定虧了,明年再看情況。”

　　“種得多了,價格自然就下來了。”回顧這幾年的火龍果價格變化,種植戶很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實,種得多的不僅僅是關嶺本地。在關嶺推廣火龍果種植的這幾年,與關嶺只有一水之隔的鎮寧縣和貞豐縣也在大規模發展火龍果。

　　截至2017年,鎮寧火龍果種植面積已從2012年的1450畝擴大到17000畝,投產面積達到8500畝,產量達1.02萬噸。2017年,鎮寧又提出火龍果產業發展三年計劃,計劃到2019年把火龍果種植面積發展到6萬畝,而貞豐縣已實現1萬余畝的種植規模。

　　關嶺、鎮寧、貞豐等地推廣火龍果正是貴州火龍果產業“異軍突起”的代表。貴州的火龍果種植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羅甸開始起步,并在全省近30個縣推廣,“2015年就超過海南、廣西和廣東,成為全國最大的火龍果種植基地”。貴州省農委有關負責人介紹,貴州現有種植面積9萬余畝。

　　其實,2016年開始,關嶺農業局已意識到大規模推廣種植可能帶來價格下挫,并將用于補貼農戶種植火龍果的總金額從2015年的800萬元降為100萬元。

　　情況并沒有明顯好轉。一方面,政策調控存在滯后性,前幾年大規模推廣、農民跟風種植的火龍果,正逐步進入盛產期。另一方面,在關嶺,火龍果種植項目以村為單位進行申報。火龍果價格下挫影響的不僅是分散的農戶,而是整個村莊。

　　“收入低管理差的惡性循環”

　　郭明忠在縣城擺攤的那幾天,每晚臨近九點,就有一些商販以十元三斤的價格甩賣火龍果。這讓他很惱火,卻也能理解,“賣一塊就得一塊,一些前幾天剩下的果子再賣不完就得倒掉。”

　　在太坪村,有十多家像郭明忠這樣的種植戶,為了能多賣些錢,把火龍果從地里運到縣城或公路旁賣。據估計,在關嶺縣城及附近公路旁擺攤的農戶有100余戶。

　　如何讓自己的果子賣個好價錢,甚至只要賣出去就好?種植戶也在自尋出路。

　　種植戶余光品去年以來一直在嘗試把自家賣不出去的火龍果做成火龍果酒。去年,參加縣里組織的活動,去云南學習火龍果種植與加工,當看到云南的火龍果酒賣到680元一瓶后,他就開始鼓搗火龍果酒,但目前在產品檢測上遇到了障礙。

　　在關嶺,像余光品這樣,把賣不出去的火龍果釀成酒的很多,但都局限在家庭小作坊里,“自己上網買酒瓶,自己灌酒”,甚至一些農戶用的只是廢棄的礦泉水瓶。

　　種植戶任萬金從去年就開始嘗試著把那些賣不出去的火龍果切片做成水果干。為了買到最合適的水果烘干機,他多次背著火龍果去天津做烘烤實驗。現在,任萬金產出的一小罐火龍果干能賣35元。“需要一斤七八兩的新鮮火龍果才做成一兩的干,而且在制作過程中需要以90攝氏度的高溫連續烤17個小時,很耗電。”任萬金說。

　　現在任萬金家的火龍果干主要是靠親戚朋友幫忙賣。因為沒有什么牌子,不能上淘寶。除了量小之外,任萬金制作的火龍果干吃起來像受了潮一樣,這也是他目前遇到的難題——密封技術還不成熟。

　　幾乎所有記者采訪中遇到的種植戶都在借助微信銷售火龍果,一些自己不會操作的農戶,就讓還在讀書的孩子幫忙。但正如任萬金所說,“這個其實也走不了多少量,一次最多賣10斤、20斤。”

　　不過,很少有種植戶意識到,當地火龍果也存在質量問題。

　　“品質好,口味好”“只有這個地方的果口感才是最好的”,在關嶺,幾乎所有的本地人都這樣稱贊當地的火龍果。2007年,在成都國際農產品博覽會上,關嶺火龍果獲得金獎。然而在外來的火龍果專家王江看來,當地的火龍果質量還遠遠不能讓種植戶“高枕無憂”。

　　6月23日中午,余光品家迎來了貴陽一家農業科技技術公司,王江正是這家企業的火龍果專家。如果對火龍果品質滿意的話,這家公司將與余光品簽訂長期的供貨合同。

　　余光品家里正好按大小分箱堆著昨天從山上采摘的火龍果。對這些火龍果,王江面露難色,大果堆里有好些個表皮長了大塊斑點的果子,更有一些火龍果熟透開裂了,“這樣的果子我們叫次品果,沒有賣相了。”

　　王江發現,余光品家的火龍果問題遠不止這些,還有果子偏小、品種雜、沒有有機食品認證等。

　　“一個不是很恰當的比喻,就像一個母親養三個小孩,奶水肯定就不夠。”王江指著不遠處的幾株火龍果說,“一個枝條上如果長了太多果子,就應該掐掉一些,長一個果子肯定比長三個果子來的大。”至于品種雜,且都混在一起了,是因為在關嶺推廣火龍果過程中,曾先后推廣過不同的改良品種,這樣在后期人工授粉過程中,種植戶就全都混在一起了。而沒有有機食品認證,“就相當于沒有身份證,算黑戶。”王江說,“有認證的就能比沒認證的多賣幾塊錢。”

　　“這些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技術和管理的問題。”王江介紹,在越南,火龍果打下來之后,先清洗、泡保鮮劑,然后再分裝、套袋、裝箱,這樣的火龍果才進得了超市,不像當地的火龍果,采摘之后,沒有任何處理措施,3到4天就壞了,更別提大量進超市了。“這些都需要增加成本,現在火龍果本來就賣得便宜,農民更不愿意這樣精細化管理。”

　　種植戶確實陷入了一種不好的循環——火龍果價格越低,農民就越缺乏激勵去進行精細化管理；越是缺乏精細化管理,產出的火龍果在市場上越難有競爭力,價格也越低。

　　李能一語點破,“本來就沒賣多少錢,還讓農民往里投錢,不大可能。即使一家這么做了,價格也不會因為這一家就提高了,整個大環境是這樣。”

　　金超認為,這種情況還和勞動力不足有關。勞動力不足,雇傭一個勞動力的價格也就越高,精細化管理的成本也就越高。

　　從“換產業”到發補貼

　　在破解“收入低管理差的惡性循環”這個問題上,關嶺的辦法是通過建立大型產業協會,鼓勵支持企業、合作社、大戶、農戶等經營主體聯合建立產業協會,并實行企業化管理,積極爭取對產業協會實現生產標準化進行資金扶持。對于目前的進展,金超表示,目前只有3個從事火龍果種植的企業參與,而沒有普通種植戶的參與。

　　火龍果價格下挫,峽谷村索性換了個扶貧產業。如今峽谷村已不再把火龍果當主導產業,而是大力推廣花椒種植產業。在他們看來,現在花椒行情好,如果賣不出去還可以曬干儲存。

　　從火龍果轉到花椒,一些種植戶并不“買賬”,火龍果仍然是農戶種植的主要經濟作物,甚至有農戶在花椒地里偷偷種植火龍果。種植戶認為,火龍果優于花椒的地方在于火龍果能提供持續性的現金收入。火龍果能收5批,每一批都有收入,而花椒一年只有一季。另一方面,關嶺縣也通過引進、補貼電商、舉辦火龍果節等方式擴大火龍果銷售。根據《關嶺自治縣電子商務產業發展獎勵實施細則》,對于從事火龍果電商的企業及個人,每發一件重量超2.5公斤的快遞,給予4塊錢的補貼。2017年,關嶺縣總共發放了補貼44萬元。關嶺縣電商辦負責人介紹,去年關嶺通過電商銷售了約300噸火龍果。

　　金超告訴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去年關嶺產的7000噸火龍果中有5000噸左右由中間商按批發價銷往貴陽、昆明等周邊城市。

　　然而,花江鎮主管農業的副鎮長申鵬發現,引進電商企業或中間商擴大銷售,除了價格偏低之外,存在供貨量難以保證的問題。在政府與企業簽訂訂貨合同,并與農戶簽好認購合同之后,“認購合同經常成了一紙空文,老百姓一看到市場上比我們的價格高就偷偷運到市場上賣了”,這樣一來,政府就滿足不了與企業簽訂的合同規定的產量。

　　余光品還向記者抱怨,自己曾被中間商“坑”過。原來,這家收購企業事先與政府簽訂了合同,以固定的價格收購農戶的火龍果,這樣可以享受相應的補貼。然而,在實地收購時,這家企業并沒有按照合同里的固定價格,“比說好的價格低了一些”。

　　在貴陽一家農業科技技術物流供應鏈負責人看來,這背后更大的問題是當地火龍果銷售缺乏通暢的市場銷售渠道,“沒有很好的銷售渠道,自然就別人說什么價你就什么價了。”關嶺既沒有輻射全國的火龍果交易市場,也沒有完善的保鮮工序和足夠的冷儲設施,這導致了“你在當地賣不出去,也沒法長途運輸到別的地方去賣”。

　　產業扶貧須防范市場風險

　　貴州關嶺扶貧火龍果價格下挫就是一例。

　　據公開報道,2016年,云南某地精準扶貧產業烤煙遭遇了滯銷；2017年,河南一些地方的西瓜一毛錢一斤都無人購買,而西瓜正是此前河南多地大力發展的扶貧產業；2018年6月,廣西多地的扶貧荔枝也遭遇了銷售難,一些種植戶甚至把荔枝當垃圾處理。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有6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精準扶貧進入攻堅階段。這個時期既是扶貧工作的成果收獲期,也是風險容易釋放的時期,許多潛在的問題可能集中暴露出來。2017年年底召開的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將風險防范作為扶貧工作的重要內容,提出重點防范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和道德風險。

　　“對貧困戶來說,經濟風險主要來自于產業扶貧的失敗。”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王曉毅說,農副產品的市場價格波動很大,特別是實施大規模精準扶貧以后,一些農業產業項目趨同、選擇的品種單一,隨著過去幾年種植的水果和特色農產品逐漸進入豐產期,集中上市以后可能會帶來價格的波動,加劇市場風險。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說,產業扶貧所種植的經濟作物相對于傳統大宗農產品而言,具有高產出、高投入、高風險的特點。貧困地區原來的農副產品產量相對較少,沒有經歷過大的市場波動,相對于其他地方,承受市場風險的能力更弱一些。同時,貧困戶也并非完整的市場主體,很多貧困戶經濟能力和勞動能力都比較差,應該選擇從事投入較少、產出穩定、風險較少的農業項目。

　　脫貧攻堅到了攻克最后堡壘的階段,如何防范同質化的扶貧農產品大量集中上市造成的價格波動風險?

　　賀雪峰認為,完善冷儲手段、尋求精細化、專業化的生產方式,這些更應該是地方政府和龍頭企業的責任。在王曉毅看來,如果想要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貧困戶還需要一個成長過程,現階段一味要求貧困戶進行精細化、專業化生產,其實是把下一階段的工作拿到這一階段來做。

　　“價格低和產品賣不出去其實都是區域產品過剩導致的生產者議價能力低。”王曉毅說。背后原因是大量同質化農產品的集中上市與貧困地區倉儲、物流、市場網絡的不完善造成的結構性矛盾,“在很多貧困地區,缺乏能夠輻射全國的大型農產品交易市場”。

　　王曉毅建議,在產銷對接和風險防范上發揮政府有形的手,“地方發展扶貧產業,應該在擴展市場渠道上投入更多力量。另外,政府應該科學分析信息,對可能產生的風險做出預警,通過引入農業保險機制、延長產業鏈等方式,減少市場價格波動可能給脫貧攻堅帶來的掣肘。”（記者張典標、蔣成、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