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鄉青田縣，少年宮舉辦的夏令營活動，其中總少不了父母一方或雙方在國外的“洋留守”兒童。 資料照片

　　浙江南部的青田縣，全縣戶籍人口約55.6萬，卻有華僑約33萬，僅2000年一年批準出國的人數就近3萬。僑鄉故事多，最夸張的說法是青田的菜場竟能用歐元買菜。在當地隨機找人采訪，幾乎都與華僑沾邊。一位干部說起父親有兄弟姐妹7個，其中3人在國外，母親家這頭也是如此。外地來人驚訝：怎么總見一位老人身邊帶著六七位孩子？

　　僑鄉并不廣為人知的，便是這些父母在國外的孩子們。據當地教育部門統計，2015年青田在校學生中，雙親或單親在國外的，占比為34.91%，而有海外關系的學生，占總數的88.66%；他們中最小的僅1個月大就被送回國，寄養于祖輩或親友家最長達16年。青田縣少年宮主任劉曉君曾與同事做過調查問卷：“多久與父母見一次面？”占比最多的是“一年一次”，超四分之一；“很多年不見的”達22.5%，甚至“一直沒見過”的也有2.6%。

　　“爸媽在國外”，聽起來洋氣，可背后有苦澀。有人叫他們“洋留守”，這一群體是青田留守兒童中的大多數。

　　青田縣華僑史料征集辦公室的言小海并不喜歡 “洋留守”這個名稱，他認為這是青田華僑史中青田人的一貫做法，把家族中最柔軟、最寶貴的孩子放在國內，撫養成本低且安全。但他話頭一轉——數百年來這現象有了新變，近些年“洋留守”越來越少了。當地團委、統戰部的工作人員和商人、村民們，個個也都認可，并能講出身邊不少親友的例子。眾口紛說中，提及許多因素：一是國際機票相比以前便宜，通訊與交通更為方便，孩子出國與父母歸國的家庭都多了；二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成就讓國人生活水平提高，父母們未必出國打拼，國內商機實在不少；更為關鍵的是，華僑父母們觀念變了，陪伴孩子、讓孩子學好中文、接受更好的教育，這些都比拼命掙錢更重要。

　　僑鄉的“洋留守”變少了，若細細剖析，能發現背后是一條中華民族走向自信與富強之路。

　　問題由來已久

　　正值暑假，青田有好幾個夏令營在辦，少年宮主任劉曉君已察覺出不同：送孩子來上課的，尤其是參加家長會的老人少了。

　　她想起十多年前在少年宮開幼兒園家長會，臺下多是孩子們的祖輩，總有人要求：“普通話聽不懂，青田話再講一遍。”若碰到科技小發明一類的說明，便更麻煩了，爺爺奶奶聽不懂，可孩子們的父母絕大多數在國外。有人開玩笑說，幼兒園的一個班級就是個“聯合國”，一打架便是“國際事件”。劉曉君煩惱過統計學籍的事，每學期總有孩子讀兩個月，就隨父母出國去了，又總有新的華僑孩子，插班進來。

　　多少年來，這在青田是司空見慣的事。在西班牙生活約20年、前年才回國的方山鄉龍現村主任吳立群，說起當時把兒女放在老家的主要考量：夫妻倆拼事業，請個保姆照看孩子每個月至少要一千多歐元，當年折合成人民幣過萬元，不如把這錢與孩子都送回青田去。一萬元不僅夠一家老小吃喝，連尿布、奶粉錢都有了。同在方山鄉，周岙村的村支書林利平前些年也剛從西班牙還鄉，他與妻子在國外打拼時思念兒女，可當時全村只有一部電話，算好時差打電話回去，往往也找不到人，得托鄉親們與家人約好等電話的時間，次日再打。林利平的兒子林孫鑫回憶，那些年，在方山鄉學校里大多數同學都是“洋留守”。

　　多少苦處，不足為外人道。

　　眼下生活比以前好了，尷尬卻有增無減。一位正參加夏令營的小學生，向記者坦言自己不喜歡意大利，盡管她從未去過，但她從記事時便知道父母在那個國家，自己小學畢業后也將去意大利讀書。可一旁的另一位孩子，對青田的一切都顯得不太滿意，她不喜歡青田的米粉，更愛披薩和意大利面。“我想回去，再不來青田了。”她說，在意大利生活了10年才被父母送回國，期待她能“學點中文、認點漢字”，可青田對她而言，在感情上已是他鄉，盡管她能講一口流利的青田話。

　　劉曉君關注到眼前這醒目而特殊的“洋留守”群體，為此寫過論文。她在少年宮工作十多年了，常被人稱為“宮主”。“他們在情緒表達上與普通的孩子有明顯不同，比如他們很少表現出撒嬌式的依賴。”劉曉君說，對教育工作者而言，更麻煩的事是這群孩子似乎都隱隱明白，未來某一天會被父母接到國外，打工掙錢或者學著做生意，能不能讀好書，成了一件次要的事。可是，他們對國外那片土地又一知半解，對中華傳統文化也缺乏認同——對中外兩頭的迷茫與疏離，讓他們相比普通的留守兒童，更缺乏安全感與歸屬感。

　　但是，除了關懷，還能做些什么呢？不少青田人覺得，這似乎是個由來已久的無解問題。

　　回故鄉的機會

　　近幾年，變化正悄悄發生。

　　林利平是2012年回到周岙村的，當年春節回家時，他與一群朋友在茶室聊天，數人一致認定：未來在中國發展定比在國外好。林利平聽進去了，留妻子在西班牙經營酒吧和餐館，自己先回鄉，流轉來村里山頭的幾百畝地開荒，并在山頂蓋了小樓，要打造油茶基地和農家樂。

　　村里華僑多，不少人覺得老林腦子壞了，山頂不通電與氣，投下這幾百萬元的積蓄，怕是要打水漂。林利平堅持下來了，如今農家樂18個房間住滿工人，種植的油茶、山里散養的雞和稻田里的魚也有了出路；在西班牙做了多年大廚的妻子也回來了，在農家樂底樓經營餐館；一家人的年收入超50萬元，抵得上西班牙的酒吧和餐館的營收，還省心省力；更關鍵的是，曾經當過“洋留守”的林孫鑫，也從西班牙回來了，幫父母經營農家樂。林孫鑫的女兒高興壞了，小小年紀便會教育父親“別老是玩游戲”，還常叮囑“爸爸不要再出國了”。

　　數日前，正在農家樂忙著的林利平接到孫女的電話，喊爺爺下山跟她玩，老林臉笑得皺成了花。這時，他想起年輕時把兒女交給老人，自己一人在山東做生意，租下20平方米的小屋，睡覺躺在地上，旁邊是煤球爐，而妻子那時在西班牙做廚師，一家人四散天涯。“在外打拼掙多少辛苦錢，都抵不上天倫之樂。”

　　林利平帶記者爬上附近的最高山峰，往西北能看到青田縣城，向東能望見溫州市區。他說，村里上千華僑，回國到城里的投資者多，真正回到農村的少，村里大約還有5位“洋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肯定也在猶豫是否回國。

　　2014年底，在意大利打拼了近16年的嚴蘇允回來了，她在剛剛開張的青田進口商品城的入口處，盤下了大門面，專售意大利的紅酒和日用品，取名“意大利館”，生意比她想象得好很多。剛開張那天，貨架上的樣品被一掃而空；剛開始一兩年間，她每天都在店里站著接待客戶，連坐下休息的時間都沒有。她在柜臺上擺了6個手機，6個微信都把好友數量加到了上限，近3萬人都是客戶，這種興旺是她在意大利開加工廠、超市從未有過的。

　　如今，嚴蘇允的丈夫在意大利、中國兩頭跑貿易，她則在青田專心經營這 “意大利館”，后來還開出了意大利小餐館——進口商品城讓她有了回故鄉的機會，她的兒女們也結束了多年的“洋留守”生涯，至少每晚都能見著母親了。

　　嚴蘇允不愿多談論留守多年的孩子們，每次記者提及，總顧左右而言他。她說起在國外時被人叫“千里馬”，在加工廠一個人能干兩個人的活，每天只睡4小時，有了點積蓄便開超市、做貿易，實在沒有精力把小孩帶在身邊。她幾次說“慶幸”，慶幸家里是個大家族，老人在，兄弟姐妹也多，孩子跟著親戚們長大，“親情應該不缺吧”。現今的她更愿意談自己牽頭創辦的“僑鄉水滴愛心社”，拉著同學和朋友們一起關注青田的留守兒童，給某村的孩子們捐了書包，又給某校的孩子們捐了校服。她似乎，想補償些什么。

　　在“意大利館”的斜對面，“歐派琥珀”的老板蘇勇，是3年前從匈牙利回來的。他家三個孩子，都曾被送回青田上學，過了或長或短的留守生活。蘇勇也曾無數次為思念家人而煩惱，他出國時通訊很不方便，好不容易等到可以用QQ視頻聊天的時代，可畢竟有時差，國內帶孩子的保姆未必在蘇勇夫婦有空時開機，往往要連線失敗好多次，才偶爾湊上一次，見見孩子們。

　　按照嚴蘇允的估計，光這個進口商品城，至少有150多家華僑開辦的店鋪或企業。華僑家庭大多兩三個孩子，也就是說，至少有300來位“洋留守”兒童的父母們，回來了。

　　嚴蘇允與蘇勇都嘆服：中國在發展，青田在進步，這才給了他們回鄉與孩子們團聚的機會。蘇勇近年在青田竟然遇到了不少好久不見的老朋友、老同學。上世紀90年代，他們各自在歐洲打拼，早就失去聯系，當時哪想得到，未來還能在故鄉重逢。他想起，他自1992年出國，1998年才第一次回國，一群老鄉從上海的機場包車回青田鄉下，一車青田人竟在老家迷路。數年間，多少新公路通車，多少高樓平地起。再到后來，日新月異。

　　在青田華僑的圈子里，依舊不少人在觀望，有人自認“與國內脫軌了”；還有人對國內的印象停留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認為“辦事效率低下”。對此，林利平經常反駁，他覺得，與他生活過的西班牙巴塞羅那相比，青田政府部門效率高多了。比如說，青田政府工作人員若看到群眾排隊來辦事，過了下班時間也會辦完，可在巴塞羅那，按點下班，過時不候……說起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林利平挺自豪。

　　觀念正在改變

　　孩子們也在改變遠在國外的父母。嚴蘇允說起一次親友與孩子的對話，身在意大利的父母，觀念停留在數十年前，正說著青田“臟亂差”，想不到孩子說，父母所在的城市才臟亂差。

　　青田縣委統戰部的周勇向記者介紹了“培根夏令營”，這是針對華僑孩子們的“文化培根”，包含青田方言、歷史、地理以及本地的石雕、書畫等內容，此前已舉辦6年，每年培訓人次超600人，名額常被一搶而空。劉曉君則說起“親情家書”活動，讓“洋留守”兒童給父母寫一封短信或明信片，寄到國外，并請父母盡量回信，就算在忙，也要拍一段視頻發回。

　　越來越多的華僑父母，更加頻繁地回國看看。多少年來，青田華僑都想著，衣錦才能還鄉。若只是在外打工或做小買賣，都不好意思回國。如今變了，有感于國內營商環境的改善與經濟的發展，他們更愿意回國尋找機會。

　　前幾年，季慧杰帶著妻子和剛出生不久的孩子，從歐洲回到青田，創辦一家綠化公司。他說起在匈牙利的生活，做生意要到鄉下，孩子得留在城里，因此聚少離多。他害怕，如此下去，會與他身在巴西的妹妹家一樣：孩子們一周有6天跟著當地保姆，講一口葡萄牙語，吃住行都是巴西人的習慣；等保姆休息、父母帶孩子時，一方講青田話，一方講葡萄牙語，溝通成了勉強的事；若逢保姆休息，父母又忙，只能把孩子們關在滿是玩具的閣樓里。

　　類似苦澀場景，他見過不少。他曾在意大利開工廠，見一位中國東北婦女，獨自帶著襁褓中的小孩來打工，平日把孩子放在搖籃里，身上系一根繩子連著，孩子哭則拉幾下搖籃哄，有時忙得騰不出手，便用腳踹繩子……季慧杰于心不忍，卻愛莫能助。

　　季慧杰回國后，還有身在意大利的華僑托來，請他幫忙勸勸自己在青田的兒子：30多歲的人了，從不工作，白天打游戲，開著跑車晃蕩，入夜則去喝酒，這怎么行？從小到大，除了問父母要錢外，少有別的交流。這位老華僑問季慧杰：“我在國外辛辛苦苦，一年給他寄回去30多萬元，我對他還不夠好嗎？”

　　季慧杰啞然。他幼時也是留守兒童，現今成了父親，一定要多陪孩子。一次孩子提出要去溫州玩，他第一反應是“溫州有啥好去的？”很快，他認識到自己是在用成人的觀念去否定孩子的想法。他找到青田團縣委副書記李劍鳴，主動為“洋留守”出謀劃策，比如“讓孩子們進城一天”，安排青田鄉村學校的留守兒童們到城里見見“世面”。

　　身為80后的華僑父母，相對祖輩，更有陪伴孩子成長、注重孩子心理健康的自覺。54歲的吳立群近日有些郁悶，他本想著，趁暑假把在西班牙的孫子和外孫們接回老家。他一直覺得把孩子送回國讓老人帶是再好不過的，想不到，在西班牙碩士畢業的女兒明確拒絕：帶孩子是父母的事。

　　在青田僑務辦公室工作的潘俊靜，曾在西班牙打拼數年。她的一對兒女，寄養在一位保姆家中。前些年她回來了，重要因素就是她始終放心不下兒子的學習。出國之前，她便找過青田某小學的校長，提出異議：一個班級怎能頻繁更換班主任？難道華僑孩子多就可以“散養”嗎？以前不少青田父母有種觀念，認為自己在國外苦一點，孩子在老家若成績不好，不妨出國幫忙看店。如今不然，潘俊靜希望孩子能好好讀書，即便要出國，也是要留學去。

　　他們都相信，伴隨著中國的發展與國人的自信，“洋留守”兒童會越來越少。（記者 孔令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