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改革開放，春風化雨，改變了中國，影響并惠及了世界，這40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史上濃墨重彩的40年。
面對這個舉世矚目、影響深遠的偉大實踐，中國網財經聯袂今日頭條共同邀請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共同記錄這個偉大時代。
這一期我們邀請到了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魏加寧，看看他對改革開放發表了什么看法。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40年來，經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這40年里，有太多的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和反思，那么最為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認為，首先是制度，是制度改革。
一、制度改革最為重要
國與國之間競爭，比拼的到底是什么？——既不是國土面積，也不是人口規模，更不是經濟實力，而是制度，是制度效率。否則就不會有什么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經典案例發生了。
二戰，同盟國之所以能夠戰勝軸心國，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同盟國的政治經濟制度明顯均優于軸心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在軸心國的法西斯軍國主義制度下，法西斯所代表的的獨裁統治，分配效率低下，因此已有的資源總是不夠用，于是就需要不斷地通過向外侵略擴張來獲取新的資源；然而，由于侵略擴張之后所帶來的維持成本更高，因此就需要掠奪更多的新資源，又不得不繼續新的侵略擴張，從而導致惡性循環，成本大于收益，收不抵支。與此相反，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國家主要以市場調節分配(前蘇聯雖然是計劃經濟，但與軸心國的管制經濟相比還是要好一些)，資源的配置效率、使用效率和分配效率都要遠高于軸心國國家，因此，應對戰爭的經濟資源就能夠像泉水一樣不斷涌現出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更值得一提的是，軸心國國家的人口種族政策，尤其是德國，令許多優秀人才為納粹制度所不容，紛紛逃往國外。而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政治制度包容性很強，便吸納了許多從德國流出來的優秀人才，從而為日后同盟國戰勝軸心國打下了良好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基礎。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計劃經濟制度，走過了一段彎路，付出了巨大代價。自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進程以后，我國逐步引入了市場經濟要素，從以計劃統領協調各項經濟 的政策演變到通過產業政策來協調統領各項經濟的政策——這明顯是一大進步，由于不斷引入市場機制，制度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40年來的經驗來看，制度改革是40年經濟快速發展主要的動力源泉之一。
二、決策制度是重中之重
再進一步講，制度中也有各種各樣的制度，比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財政制度、金融制度等等。那么，在各種制度之中，哪一種制度最為重要呢？我以為，決策機制是重中之重。
仍以二戰為例，美國人之所以能夠搶在德國人之前制造出原子彈來，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決策機制，使得科學家們的正確意見能夠及時地傳遞到美國總統那里，盡管也費了一番周折，但總統還是及時采納了科學家的建議，最終趕在軸心國前面制造出了原子彈，提前結束了戰爭。
而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決策機制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央領導從80年代起就提出要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于是，智庫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特別是成立了國家體改委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樣兩個規模不大，人數不多，沒有任何審批權，沒有任何部門利益的“政策研究機構”，一個重點研究改革，一個重點研究發展，當然有時也有交叉，也有競爭。
除了這樣兩個直接隸屬于國務院的政策研究機構以外，各個部門也都成立了自己的“政策研究室”，各個省市也都設立有各自的“研究室”或“研究中心”。政策出臺前，大都需要經過這些研究機構的反復研究和評估論證。因此，決策的科學性得到了較大的提高。
三、決策制度里，糾錯機制又是重中之重
決策制度如此重要，那么決策制度里面又是什么最為重要呢？我以為，最重要的是糾錯機制。
改革開放后，中國發生了變化，形成了糾錯機制。對于糾錯機制而言，一個重要前提就是信息渠道必須是通暢的，信息傳導機制必須是健全的，決策者要能夠及時掌握正確的信息，及時發現苗頭性錯誤，才有可能及時改正錯誤。
這就要求盡可能縮短信息傳遞的鏈條，減少傳遞的環節，以防信息在傳遞過程中漏損或失真。最可怕的是，信息傳遞鏈條過長，傳遞環節過多，層層報喜不報憂，層層信息打折扣，真實信息被有意無意地隱藏起來，使得決策者成為“聾子”和“瞎子”，使決策變成盲目決策。按照控制論的原理，當大船本身已經偏離航線時，如果反饋信號仍然顯示“航行正常”，就會造成駕駛員的誤判，最終導致大船撞上冰山。所以，根據“危機管理理論”，一旦發生危機，就說明現有信息渠道出了問題，信息被阻塞。只有掌握真實情況，才可能少犯錯誤，不犯錯誤。
四、實現“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經濟增長”的理性循環
中國改革開放還有一條基本經驗(規律)就是：每當我們遇到經濟困難，遇到經濟危機時，都是先有一個思想解放，通過思想解放帶動改革開放，通過改革開放帶動經濟增長。
其實，思想解放就是為了發現問題，糾正錯誤。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時圍繞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展開了一場大討論，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推動下，什么聯產承包、經濟特區、吸引外資——這些文革時期連想都不敢想、說都不敢說的事情，到了80年代就真的在做了，以至于80年代里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甚至出現了兩次經濟過熱。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在90年代初，當時圍繞著“姓資姓社”的問題展開了一場大討論，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推動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改革開放進入了新階段，從而帶動中國經濟迅速升溫，以至于1993年不得不進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來抑制經濟過熱。
第三次思想解放是在90年代末，在外部亞洲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國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通貨緊縮，增長速度掉到了8%以下，在這種背景下，圍繞著“加入WTO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的問題展開了一場大討論。于是，中國政府抓住機遇，果斷推動入市談判進程，大力推動國企改革、金融改革以及住房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從而帶來了本世紀初頭幾年的新一輪經濟快速增長。
如今，我們很高興地看到，習近平總書記今年1月23日在一次會議上強調，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實”。如果我們能夠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真正開啟新的一輪思想解放，就能夠帶來新的一輪改革開放，從而帶來新的一輪經濟增長。那么，中國經濟一定能夠邁上新的臺階，實現中高速、邁上中高端，早日實現國民經濟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 魏加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