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的山西省和順縣下石勒村(2017年10月19日攝)。

　　馬愛威(右)和妻子宋瑞風及兒子在家門口合影(2017年10月17日攝)。

　　杜青春(右)和妻子韓麗英在小賣部里合影(2017年10月19日攝)。

　　侯鑫崗(左)和妻子郜小青在家門口合影(2017年10月19日攝)。

　　侯永籽(右)和妻子鞏海平在自家院子里合影(2017年10月18日攝)。(本報記者詹彥攝)

　　20世紀40年代,作家趙樹理在《小二黑結婚》中刻畫了晉東南太行山解放區農村實現的婚姻自由制度變遷。

　　幾十年后,在同一塊土地上,一些太行山村卻囿于惡劣的自然條件,發展不充分,百姓缺少娶妻的現實條件,成為“光棍村”。

　　近年來,在國家強有力的政策幫扶和基層黨組織的帶領下,“有女不嫁窮石勒”的太行山村下石勒再次“騰飛”,擺脫了窮名、窮命,依靠發展解決了婚姻的經濟基礎,村里的30條光棍幾年間都娶上了媳婦。

　　下石勒村娶妻難

　　“每次都被嫌窮、數落,一問家里條件,住的還是幾十年前的老房子,還談不到彩禮問題就被攆回來了”

　　——沒錢蓋房,“上門女婿”跑了!

　　多年以后,和順縣下石勒村的侯永籽第一次鼓起勇氣將他的故事講出來時,他仍清晰記得那個悲傷午后的每一個細節。

　　那是一個充滿陰霾的下午,31歲的侯永籽一個人悄悄離開了和順縣城東關村——他有可能生活整個下半輩子的“新家”,擺脫了僅持續15天的“準上門女婿”身份。

　　那是他最接近擺脫光棍身份的時刻,那也是他這輩子最屈辱的時刻。

　　2000年,終于有人給31歲的侯永籽介紹了一個姑娘。但這戶有4個女兒的人家要求他當上門女婿,外加蓋一座房子。“蓋起來就跟你,蓋不起就走開。”

　　上門女婿沒問題,可是蓋房子?“煙不抽、酒不喝,攢了四五年,看看手里的幾千塊錢,連賬都不敢算。”在姑娘家住了15天的侯永籽,一個人灰溜溜偷跑回了20公里外下石勒村的老家。

　　這段經歷被他深埋心底,17年只字不敢再提,村里也無人得知。“怕人笑話,不敢說。”在接受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采訪時,第一次向外吐露的侯永籽神情復雜。

　　——屢戰屢敗,小伙子成了“剩斗士”

　　1979年出生的馬愛威無疑比同村的侯永籽幸運得多。即便“屢戰屢敗”,他也相親數次,還曾定下過一門親事,雖然到最后也沒有將對方娶進家門。

　　作為家里3個兒子中最小的馬愛威,22歲時就被迫開始離家打工,希望能攢夠錢討到媳婦。他在山東打工時談過的一個姑娘,領回家里僅一趟就再也不來了——嫌窮。

　　回到山西介休市一家火鍋店刨羊肉的馬愛威,后來又談了一個當地姑娘。一年后雙方攤牌:“人家覺得我家這地方太窮,讓我去他那兒當上門女婿。我心想離了家人生地不熟,又沒有手藝,沒敢答應。”

　　回家后,馬愛威被別人介紹了一個和順縣東邊鄉鎮的姑娘。不久后,馬愛威帶上東西去姑娘家里“相家”,“彩禮要5萬元,三金和其他亂七八糟下來,總共需要十二三萬。”全家挪借完也就能湊出六七萬元的馬愛威沒了辦法,這事也沒了下文。

　　29歲那年,馬愛威終于定上了一門親事,只是姑娘有點“啞嗓子、上不來氣”。馬愛威的母親劉先梅說:“有點毛病就有點毛病吧,好人誰看得上咱家?沒想到,還沒有過門,這個姑娘就因病去世了。”

　　——因窮生懼,年輕人不敢去相親

　　比馬愛威大一歲的杜青春是家里的獨子,機靈帥氣。因為窮,到二十七八歲還沒有媒人登門,只會在地里死掙的父母只好托人介紹,杜青春騎著自行車,相親了三四家之后,再也不去了。

　　“不敢了!每次都被嫌窮、數落,一問家里條件,住的還是幾十年前的老房子,還談不到彩禮問題就被攆回來了。”杜青春再不敢去相親了,30歲時,他離開下石勒去縣城的建筑工地當了小工。

　　“明星村”成了“光棍村”

　　“有女不嫁窮石勒”成了新順口溜,祖輩沒有遭遇“娶妻難”的明星村,到了新世紀,竟然成了“光棍村”

　　杜青春的父親、1952年出生的杜善榮,回憶起給兒子張羅對象的這些年,唏噓不斷。他不明白,為什么祖輩同樣生活在一塊土地上的人們,會有如此不同的命運。

　　出和順縣政府,北行20公里,至太行山松溪河源頭的山溝里,就到了下石勒村。下石勒是這條石勒溝里的8個村之一,是當地有名的古村。

　　建于人民公社時期的村委二層小樓的門洞上,仍掛著“石勒王故里”的牌匾。村里老人除能說出村子是后趙皇帝石勒的故鄉、石勒曾在和順北鄉(石勒村)居住,地名與此有關之外,其他已無確據可考。

　　除村邊兩人懷抱粗的松樹和村委小樓背后不知建于何時的古戲臺訴說著村子的古老,杜善榮能記起的,便只有他在這個村子生活了60多年的歷史。

　　“打我記事起,下石勒就是和順縣的明星村、有糧村,是農業學大寨的典型。”杜善榮說,當時村民雖然吃不飽飯,但是集體有糧,在老支書侯忠誠的帶領下,村里古戲臺改造成的糧倉滿滿當當,十里八村的姑娘都愿意嫁到下石勒。

　　村子廣場上建于1982年的新戲臺至今仍寬闊、結實,具有強烈的蘇聯風格,和村里僅有的兩棟二層樓一起,都是那個時期的產物。

　　下石勒距北面昔陽縣的大寨,僅30公里。從地圖上看,依托太行山勢修建而成的207國道,從北往南,橫穿昔陽縣、和順縣和左權縣。同處太行山區的三個縣,氣候和自然條件大致相當。

　　位于太行山解放區的和順縣,早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就和《小二黑結婚》故事原型發生地的左權縣一道,解決了婚姻自由的制度基礎。

　　趙樹理將左權縣一個農村民兵隊長因自由戀愛被把持村政權的封建勢力迫害致死的悲劇故事,在小說中塑造成小二黑和小芹成功沖破封建舊勢力束縛的故事,并給予了一個圓滿結局。

　　事實上,太行解放區通過頒布法律,較早實現了婚姻自由。杜善榮記得,他的母親曾是童養媳,但之后,童養媳在當地便基本消失了。

　　“我和杜青春的母親是自由戀愛。”15歲放羊、16歲后開始在生產隊上工的杜善榮和同村的姑娘談起了戀愛,隨后托人說親,1973年21歲的杜善榮將杜青春的母親娶回了家。

　　侯永籽的父親侯栓寶今年已經88歲,是村里的受苦人,身子雖然硬朗,耳朵已不大能聽得見別人說話。他還記得從外村將侯永籽的母親娶回來,沒費多少波折,這個當時小不了侯栓寶幾歲的姑娘,已經不再裹腳。

　　1985年,“土地下了戶,家家都有村干部”,下石勒村開始包產到戶。杜善榮從集體分得小二十畝坡地和“一條半腿”牛。“三家伙著一頭牛,靠著老牛下小牛,直到1995年,自家才有了一頭整牛。”到2012年,杜善榮將一頭牛變成了8頭。

　　“土地下了戶,家家就開始能吃飽飯了。”杜青春的三叔、1962年出生的杜美榮回憶,母親再不用偷藏一個窩窩頭留給哥哥下工之后吃了。

　　但在海拔1300多米、無霜期僅100天的太行山區,下石勒村的坡地是貧瘠的。“生產隊種的是玉米、谷子、小雜糧,到這些年,莊戶們種的還是玉米、谷子和小雜糧。”靠天收的薄地,僅夠“糊個嘴”,沒能讓村民們富起來。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杜美榮就不得不在農閑時出去打工補貼家用。

　　到1969年出生的侯永籽這代人成長起來,地下無資源、地上沒產業的下石勒村里的小伙子們發現竟然娶不起媳婦了。

　　侯永籽是個勤快人,20歲頭上開始下過煤窯,打過小工,但都走不遠,還要“顧地”。“一年掙幾千塊,攢不下個錢。”

　　“有女不嫁窮石勒”成了新順口溜,祖輩沒有遭遇“娶妻難”的明星村,到了新世紀,竟然成了“光棍村”:600多人的村子積攢下30條“老光棍”。

　　窮山溝變了樣

　　“夏季雇個牛倌進山放牛,半年不用喂飼料,冬季在園區集中飼養,也不費心。”侯鑫崗一咬牙,干了

　　村支書杜繼英清晰記得他2010年剛回村時的窘境:村民侯正兵的母親初九去世,卻要在十六才下葬。按照當地習俗,停靈不能超過三天。原來這場喪事需要4000塊錢,侯正兵兩口子把家里翻遍才找出900塊錢。

　　到2014年,638口人的下石勒村,貧困人口就有511人。

　　侯永籽家到底有多窮?家里的老房子下雨漏了十來年,“沒錢修”。侯栓寶對侯永籽兄弟就一句話:“誰攢下錢,誰娶媳婦。”

　　杜善榮一家還住在那座不知道什么時候修建起來的舊房子里。馬愛威和杜青春還在外默默打工攢錢。

　　轉折也從2010年開始。

　　那年,開始帶領下石勒村民調產和組織青壯年勞力外出的村支書杜瑞英,倒在了為村民賣蔥的路上。李陽鎮政府動員在外闖蕩的“致富能手”、杜瑞英的弟弟杜繼英回村挑起帶領村民致富的擔子。

　　臨危受命的杜繼英在鎮政府支持下,在2011年“重組”了村支兩委班子。與此同時,國家的扶貧政策開始來到村里。

　　杜繼英將全村的青壯年勞力組織在一起,成立勞務輸出合作社,全村245個男女勞力全部在冊,日均80人務工,由村里統一承攬業務、組織管理、分紅。

　　正在此時,和順縣開展“干部駐村幫扶”,下石勒成為縣委書記孫永勝的駐村聯系點。一心想著如何脫貧的下石勒乘著這股東風,在2011年建起了70畝油松育苗基地和可容納260頭牛的標準化養牛園區。

　　大齡男青年侯鑫崗成了養牛園區的受益戶。1980年出生的侯鑫崗曾寄希望于去部隊當兵改變命運,1999年退伍后留在北京打工。在外奔波了10年,沒有解決婚姻問題。

　　在外面跑沒法成家,也沒攢下錢,談過女朋友,但“一到結婚時就弄不成”的侯鑫崗回來后開過出租、干過零活,仍然沒娶上媳婦。

　　2012年,下石勒得到一筆數十萬元的養牛貼息貸款,養牛戶還可免費使用每頭牛投入1萬元的標準化牛棚。“夏季雇個牛倌進山放牛,半年不用喂飼料,冬季在園區集中飼養,也不費心。”侯鑫崗一咬牙,干了!

　　和其他9戶村民一樣,他貸了4萬元開始起步養牛,后面逐漸擴大規模,將這些年所有收入全投進去之外,前后還貸了20多萬元。

　　有了指望的侯鑫崗將隔壁村的郜小青娶回了家,現在夫妻二人將養牛規模擴大到了50頭,每頭牛價值一萬元,貸款也僅剩下了6萬元沒有還。前幾年晚上還睡不著覺、瘦了幾十斤的侯鑫崗,不久前買了輛十多萬元的小轎車。

　　脫貧還得靠產業。

　　2012年,村委帶領村民將村里1200畝撂荒地進行流轉、整理,建成了千畝露地蔬菜種植和24座春秋拱棚以及8座地窖式日光溫室蔬菜大棚；2013年建成年產40萬噸的雙孢菇棚；去年下石勒村又引進訂單種植及加工的萬壽菊企業,500畝萬壽菊由村民訂單種植,在村內加工。

　　就這樣,下石勒以合作社的方式逐漸發展起了六大集體產業,規模上了千萬元。

　　30條光棍喜脫單

　　“前幾年石勒溝真是窮,不敢嫁,這些年有了合作社,有了產業,老百姓在村里干活就掙不少錢”

　　春季育苗栽花、夏季種菜養菇、秋季采摘,冬季去萬壽菊加工企業上班……侯永籽足不出村,一年四季不愁活干,現在每年能攢下一兩萬元。

　　這些年,外出討生活的年輕人紛紛回來了,最忙那陣子,村里勞力竟然不夠用,還得去附近村子雇人干活。

　　2009年丈夫過世、帶著12歲女兒和5歲兒子的李陽鎮三奇村的鞏海平被親戚介紹給了侯永籽,想嫁過去又不敢的鞏海平和侯永籽拖拉了3年。

　　2012年,看著侯永籽手里有了積蓄,感覺未來有了指望,鞏海平終于嫁到了下石勒村——這一年,下石勒村年紀最大的光棍、43歲的侯永籽娶上了媳婦。

　　這一年,馬愛威33歲了。

　　在普遍二十二三歲結婚的當地農村,馬愛威已經晚了10年。這一年,馬愛威的父親癌癥住院,馬愛威在病房認識了同樣在伺候住院親人的宋瑞風。

　　“就留下了電話號碼,后來發現挺聊得來的。”馬愛威說,因為聊得來,當年就將家在和順縣東邊鄉鎮的宋瑞風娶回了村里。

　　馬愛威的妻子宋瑞風悄悄對記者提起了另一套說法:“前幾年石勒溝真是窮地方,不敢嫁,這些年村里有了合作社,有了產業,老百姓在村里干活就掙不少錢。”嫁過來前,宋瑞風曾托人打聽過,知道馬愛威買上了農用車,為村里合作社跑蔬菜運輸,一年能收入兩三萬元。

　　成功娶上媳婦的杜青春,掰著手指頭,饒有興致地給記者算起了收入賬:

　　7畝坡地中的5畝流轉給了村里的合作社,兩畝還了林,地里一年純收入1000多元；父親杜善榮在合作社大棚種菜,一年工資兩萬元；他自己做村里蔬菜、花卉等運輸和管理,一年收入兩三萬元；2011年娶回來的妻子經營著村口小賣部,也有穩定收入。

　　“一年除去開支外,凈收入也有個五六萬元。”杜青春小兩口前幾年花5萬元買了輛小轎車,剛剛又把租賃村集體開小賣部的5間瓦房花2萬元買了下來,小日子過得有如芝麻開花。

　　下石勒村民平均收入從2011年的2000元增長到2016年底的5736元,村集體賬上多了50多萬元,村民們終于將戴了幾十年的“窮帽子”,徹底撇進了遠處的山溝里。

　　杜繼英感慨萬千,從2011年到2017年的短短6年間,下石勒村26歲以上的大齡青年就娶回來30個媳婦,其中外地媳婦就有11個。

　　脫貧之后喜脫單。光棍們娶上了媳婦,下石勒村再一次出了名,成了令人羨慕的脫貧致富、鄉村振興的典型。（本報記者孫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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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幫“光棍”娶上了媳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