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天津8月25日電（記者鄧中豪）“1978年底的一個早晨，我正在操場上跑步，突然聽到大喇叭里廣播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說中國要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心想，這可真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啊！”

　　在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記者見到年逾八十的葉迪生。盡管聽力已不是很好，但葉迪生仍舊思路清晰、聲音洪亮，對“改革往事”如數家珍。

　　葉迪生出生于南非一個愛國華僑家中，父親為他起名“迪生”，希望他能成為“中國的愛迪生”。南開大學物理系畢業后，葉迪生被分配到天津和平區野玫瑰無線電廠。在這個小工廠里，他很快嶄露頭角，成為全國知名的半導體專家。

　　1984年，國務院決定在沿海十四個省市建立經濟技術開發區。當年12月，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立，葉迪生被任命為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的副主任。

　　翻看著老照片，葉迪生深情地回憶起改革開放初期，回憶起“春天的故事”。

　　“1984年，市里突然讓我去建開發區。我是半導體專家，不懂什么是開發區，也不懂什么是GDP。我想開發區怎么也得有片廠房吧，結果到地方一看傻眼了，這里是一片鹽灘，鹽池河里全是鹵水。”葉迪生回憶道。

　　盡管如此，葉迪生依然對建設開發區充滿信心。當時，改革開放帶來的積極變化已經體現在了每個人身上。作為技術專家，二十多年沒漲過工資的葉迪生，在改革開放后連漲三次工資，到1979年，他的月工資已經從55元漲到87元。正是看到這些變化，他堅決拒絕了大哥讓他去美國發展的懇求，立志以身許國。

　　葉迪生介紹，當時天津開發區提出要創造一個“仿真的國際投資環境”，營商環境要對接國際最先進水平。

　　事非經歷不知難。“開發區地面上是鹽灘，鹽灘底下是淤泥。我們冬天鋪了石頭路，等到春天一看，整條路都沉下去了。”葉迪生回憶道，“往地下打樁，打著打著只聽‘噗’的一聲，樁也沉下去了。”

　　惡劣的自然環境只是困難的一小部分，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才是最大難題。

　　為滿足企業需要，天津開發區安裝了天津市第一臺程控交換機。“改革開放初期，家庭裝一部電話要等三個月。我們提出，企業裝電話必須三天內裝完，特殊情況一天之內裝完。多出的錢，開發區管委會來補貼。”葉迪生說。

　　當時，由于電力緊張，“拉閘限電”“停三開四”在全國各開發區均是普遍現象。“我找電力局局長溝通，電力局局長說‘哪有不停電的？’”葉迪生回憶，“我們提出能不能先保證100天不停電，后來又提出未來三十年都不能停電。”

　　為優化營商環境，更好地吸引外商投資，天津開發區喊出“為投資者提供方便，讓投資者贏得利潤”“企業先賺錢，政府后賺錢”等口號。“我們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葉迪生說。

　　到1986年，天津開發區已獲得了十幾個國家和地區投資，與外商簽約數十家，初具規模。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引進外資以東南亞和港澳為主。我們最早也派人到香港和東南亞招商，但他們普遍覺得天津開發區‘又冷又遠’不愿來。”葉迪生說。

　　幾經波折，葉迪生發揮專業優勢，帶領團隊成功說服美國摩托羅拉公司前來投資。“上世紀90年代初我去摩托羅拉談判，摩托羅拉負責人說想在中國生產蜂窩電話。當時國內裝部電話得三個月，用‘大哥大’連繩子都不用，市場特別好。”

　　“后來我們去韓國，我跟三星公司說，連摩托羅拉都來天津開發區投資了，你們趕緊來吧。三星派人一看，路邊立著大牌子‘摩托羅拉預留地’，三星馬上同意投資，我們又立個大牌子‘三星預留地’。”很快，大批外資也隨之而來。

　　如今，當年“沒有一分錢財政投資、完全依靠貸款滾動開發”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已有三千多家外商投資企業落戶、投資總額超過150億美元。

　　根據商務部的考核評價，2016年，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在全國219家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綜合排名中位列第二，其中產業基礎和利用外資均為第一名。

　　從一線退下來后，葉迪生仍密切關注著改革開放進程。在他的辦公桌上，擺放著大量的文件、報紙和書籍。

　　“我雖然八十多歲了，還在不停地充電。”葉迪生說，站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歷史節點上，他堅信中國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改革開放的前景會越來越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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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郝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