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1月7日電　題：致記者：愿你腳下有泥，心中有光

　　新華社記者劉敏

　　誰能如此幸運,在歷史長河中徜徉漫步含英咀華?誰能如此堅守,在社會變遷中記錄人間百態?誰又能如此執著,立于時代潮頭撥開迷霧探明暗礁?在第十九個中國記者節到來之際,向你和你的堅守致敬!

　　櫛風沐雨,薪火相傳。烽火硝煙中“紅色中華”電波凝聚戰斗必勝的信心,槍林彈雨中搶出《誰是最可愛的人》,鄉間地頭寫就《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和雁翎隊一起戰斗,伴登山隊勇攀珠峰……文若驚雷大地春,圖如金刻斧留痕,奏響時代凱歌靠的是什么?

　　惟腳下有泥,心中有光!

　　時代的記錄者亦被時代所記錄。就在2018年,世象紛雜中傳遞中國聲音、宣示中國立場；改革開放40周年回望小崗風云、探索改革開放新邏輯；長春疫苗事件中追尋真相,推動相關制度完善……每個風雨兼程的日子里,記者們從世界各地傳遞或悲或喜的訊息,用理想信念筑守價值底線,于風云激蕩中推動社會進步。執簡以往的行囊風塵仆仆,再添榮光。

　　節日,是對榮光的銘記,也是對使命的呼喚。毋庸諱言,變革中的媒體業態給新聞帶來極大挑戰,信息資訊極大豐富的同時,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真的難以避免?嘩眾取寵動輒引發“爆款”,客觀真實、不入俗流真就成了稀缺品質?“后真相”時代記者何以立足,新聞何以為歷史“留痕”?時代給記錄者發出新的考卷。

　　著名新聞人范長江說過:“似乎很神秘的新聞記者職業,還是把最平凡的人格問題,做成了根本的第一信條。”換句話說,做新聞最重要的不在于“術”的技巧變換,而在于“道”的價值堅守。盡管技術與資本改變了新聞傳播的業態,人們依然致敬責任與使命。世道滄桑,內容為王永遠不會過時,守正創新才是真正的“爆款”。

　　本領并非一天練就,所謂“筆下有人命關天、有財產萬千、有是非曲直、有毀譽忠奸”,不用腳步丈量生命的長度,踏遍時代的沃土,怎能走出微觀真實抵達宏觀真實?不突破重圍追尋真相,怎能于青蘋之末發現大勢所向,在風云變幻中站穩腳跟?

　　榮耀標注過往,使命昭示未來。

　　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征程中,忠誠、責任、擔當,仍將是新聞記者最深刻的烙印。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愿與全國新聞工作者共勉:鐵肩道義,妙筆文章；情深且長,無愧榮光!

　　在我心的最高處,掛有一面國旗

　　2015年3月空襲時,劉萬利在中國駐也門使館地下室與國旗合影。劉萬利(國際部)

　　今天,我的故事要從幾面國旗說起。

　　去年,我在伊拉克采訪過一名足球教練,他叫加尼姆。30年前,他是伊拉克國家隊的主力,伊拉克球迷心中的馬拉多納,曾經出征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但是,在后來的日子里,他無法征戰球場,而是征戰在一個滿目瘡痍的戰爭國家里。他告訴我,他一生中最榮耀的事情,是身披國旗奔跑在賽場上。但是,在我采訪他的時候,他的那面珍貴的伊拉克國旗,緊緊裹著的,是他兒子和女婿的遺像。他的兒子和他的女婿,在兩年前的一次汽車炸彈襲擊中身亡。

　　過去15年,加尼姆看著自己的肌肉在戰亂的貧困中松弛,看著自己心中的大力神杯在流星般的彈片中碎裂。戰爭,不僅摧毀了一個國家,更在摧毀一代人的夢想。哪怕是娛樂這種小小的心愿,也變得扭曲不堪。

　　后來的日子里,伊拉克的局勢轉好,我跟隨伊拉克政府軍,見證著他們一處一處地收復被占領的城市村落。每收復一處,伊拉克政府軍就會將一面國旗插在城市的制高點。在那些伊拉克人祈禱和平的眼神中我看到,國旗代表著勝利和希望。

　　過去10年,我常常用一個國家的國旗作為坐標,來定位這個國家的團結與穩定。但是,就是這樣一面旗幟,有時卻很難尋找。

　　在也門時,一天凌晨,一連串巨大爆炸聲將我從睡夢中炸醒。爆炸猶如地震一般,把分社的門窗炸得亂顫。防空火炮點亮了薩那的夜空,大量彈片如雨點傾瀉而下。

　　我和中國駐也門使館工作人員一共30多人擠在4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避難。地下室里什么也沒有,只有墻上懸掛的一面五星紅旗。

　　那一刻,五星紅旗下,就是我們的庇護所,就是我們的家。一位使館老同志在那面紅旗下,火線入黨。在炮火中,他高高舉起右手,握緊拳頭,莊重地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樣在那一刻,中國護航編隊正迅速向指定海域移動,一場驚心動魄的撤僑行動即將展開。

　　撤僑的車隊上高掛五星紅旗,通過檢查站時,五星紅旗就是我們的通行證。碼頭上,在臨沂號護衛艦的臨時海關口,《義勇軍進行曲》就是我們的身份證。那一刻,在每一位中國人激昂的淚光中,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五星紅旗就是我們的安全感,《義勇軍進行曲》就是這個星球上最嘹亮的歌聲。

　　我叫劉萬利,是新華社國際部一名普通記者。入社10年,7年駐外,輾轉利比亞、也門、伊拉克三個戰場,親歷大小戰斗十多次。槍林彈雨,淚水哀嚎,生離死別,榮辱興衰……都已化作“新華社幾月幾日電”,永遠地留在了中國新聞的歷史稿庫里。

　　也許是戰爭的原因,讓我變得內斂而不重言辭。但是,無論環境多么艱苦,我能夠在危難中工作,在寂寞中思考,在生死考驗中砥礪前行。因為,在我心的最高處,別了一枚黨徽,掛有一面國旗。

　　騎馬走進冬牧場,感受潤物無聲

　　2017年12月,滕沐穎(右二)在新疆伊犁州結束十天“扎荒”準備下山。滕沐穎(總編室)

　　一盒小兒感冒顆粒,在北京的藥店里賣十五塊八。我還可以指定電商在1小時內把它送到我手里。但是,如果像這樣在盒子上用哈薩克語標注好用法和劑量,再把它送給新疆牧區的一位哈薩克族小患者,我需要花費10天的時間。

　　是的,去年冬天,我騎著馬,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天山山脈,攀登峭壁,橫渡冰河,跟隨一支“馬背上的醫療隊”,以每天25公里的速度,用10天時間,完成了一次——送藥的旅程。

　　送藥的終點,是天山深處一個美麗的冬季牧場,名字叫包扎得爾,送藥的起點,是離這個牧場最近的小鎮。兩點之間看似不遠,卻隔著一條“魔鬼之路”。

　　每年冬季來臨前,轉場的牧民趕著牲畜,要翻山越嶺,蹚河過水,爬冰臥雪,走很長一段在峭壁上開鑿的羊腸小道,才能進入包扎得爾。但對于牧民來說,更大的危險是:在深山里面,生病了怎么辦?

　　我不敢相信,在包扎得爾闌尾炎曾經是絕癥,而普通的感冒也會奪走許多人的性命。

　　在這條連馬都不愿意多走一步的山路上,1978年,牧區巡診醫生來了。此后每年冬天,8個人的醫療隊,騎馬走進2200平方公里的包扎得爾,守護1500多戶牧民的健康。他們一走就是40年。

　　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巡診隊里還有這樣年輕的面孔。他叫阿斯哈提,今年28歲,是醫療隊新來的年輕人。這位“90后”最大的苦惱,是山里沒有手機信號,沒有互聯網,他想給新婚的妻子發一條微信,都是奢望。

　　巡診路上,面對壯闊的山川美景,阿斯哈提從不拍照,他生怕被家人看見這里的艱險。家人并不知道,阿斯哈提出一趟診,要翻越3座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6次過冰河,腳下的路最窄處只有一張A4紙寬。

　　10天馬背顛簸,我跟隨醫生走訪近百戶牧民,發放藥品600多件。這是醫療隊40年來第一次帶記者出診,也是我作為記者第一次在馬背上采訪。

　　采訪中,我幾次熱淚盈眶。當我站在懸崖邊望而卻步時,我才知道,原來醫生克服恐懼的辦法是用酒精麻醉自己；當我們10個人睡在一張炕上,我才發現,牧民心疼醫生,總會悄悄爬起來添柴架火。

　　正所謂“懸壺濟世,用藥治病,同心同德,用愛暖心”。因為一份愛,醫生們一次次走進大山,走到了“健康中國”的最后一公里,更走進了牧區最遠一家人的心里。

　　作為記者,我真想知道,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還有多少人像他們一樣行走在“最后一公里”,在改革開放40年的壯闊浪潮中,還有多少人像他們一樣潤物無聲。

　　眼下,天山南北提前進入冬季,醫生們又將啟程,我真想和他們一起,再騎上馬,走進那遙遠的冬牧場,走進你們的心里。

　　用新聞的力量,傳遞最高的忠誠

　　李琳海在玉樹采訪。李琳海(青海分社)

　　大家好,我來自高原青海。雖然那里比較寒冷,但今天我給大家帶來三個溫暖的故事。

　　玉樹地震后,我采訪過一位母親,她叫康卓德吉。大學畢業后,康卓德吉毅然回到玉樹,回到曾教她養她的孤兒學校,成了一名教師。

　　2010年玉樹地震,學校收容了大批遺孤。從那一刻起,學校改名為“玉樹八一孤兒學校”,而康卓德吉也從一名教師成了孩子們眼中的——媽媽。

　　在這所特殊的學校里,每個細節都可能撥動孩子們脆弱的心,每當課堂上出現“父母”二字時,孩子們經常含著淚哭泣。因為孩子們沒有家,他們的暑假集體在巴塘草原度過,草原上,孩子們住的帳篷一定要色彩鮮艷,但唯獨不會使用藍色,因為他們不想讓孩子們想起地震時使用的藍色救災帳篷。

　　在感恩中奮進,在悲傷中前行。在康卓德吉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位孤兒對回報社會的忠誠,是一位在逆境中成長的母親對人類最偉大事業的忠誠。

　　故事中第二個忠誠的戰士名叫秋培扎西,是可可西里保護區的巡山隊員。

　　秋培扎西說,有一次巡山,隊員們的車壞了需要救援,寒冷使他們幾乎凍僵,無奈之下,隊員們只好將車輛備用汽油拿出來,倒在太陽湖畔的沙子里,用打火機點燃后,他們跳進沙火中獲取短暫暖意。

　　這樣的艱險,他們不知遇到多少回。幾次巡山采訪經歷讓我對這里的土地,這里的人心存敬畏。

　　后來的采訪中我才知道,他的父親扎巴多杰為可可西里獻出了生命。在這片蒼茫的荒野里,聽他講起離去親人的往事,我放聲大哭。秋培扎西卻說,別難過,只要沒有盜獵槍聲,一切都值了。

　　在秋培扎西眼中,我看到了一名康巴漢子對父輩祖輩和腳下土地的忠誠,看到了一名共產黨員對祖國生態文明建設大業的忠誠。

　　第三個故事的主人公,是青藏鐵路線上一群普通的武警戰士,他們駐守著中國海拔最高的武警固定哨所。

　　一位戰士告訴我,哨所外,常年有一種花。我愣住了,這個號稱“連雄鷹都飛不過的地方”還會長花嗎?炊事班的湖南老兵歐陽榮捂著嘴,笑著告訴我說,雪花啊!在這七八月還飄著大雪的無人區,我們只能白天兵看兵,晚上數星星。

　　每當有老兵離開,戰士們都會列出方陣,奏響國歌,升起國旗,他們用這樣的方式,把最難忘的芳華鐫刻在彼此記憶中。

　　我叫李琳海,是新華社一名普通的藏族記者。這些年,我們行走上萬公里,記錄了許多普通人的故事。通過我們的報道,玉樹孤兒學校得到了更多關注,可可西里12年沒有響過槍聲,哨所和兵站里那些動人的故事也不再冰封雪山之巔。我們正用新聞的力量,見證信仰的海拔,傳遞最高的忠誠。

　　用一生奮斗,作馬克思的信使

　　王健(左)2018年采訪“馬克思的信使”中央編譯局老專家顧錦屏。王健(對外部)

　　顧錦屏,85歲。大家或許對這位老人很陌生,但是這些書大家一定很熟悉:《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列寧全集》,顧老的工作,就是把這些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成中文。從1951年進入中央編譯局工作開始,他已經在這個崗位上默默貢獻了67年。

　　顧老告訴我,當年進入中央編譯局時,自己還是一名大二學生,因為新中國剛成立,緊缺外語人才,自己就從上海被抽調到北京。而這一抽調,就是一輩子。

　　他說:“那時候才18歲,還是個孩子,根本不懂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因為年紀小,同事們都叫他“小孩兒”。

　　60多年彈指一揮間,當年的“小孩兒”,早已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原著翻譯工作的棟梁。長年的伏案譯著,讓這個85歲的老人越來越佝僂著背。

　　尤其是這幾年,眼看著當年和自己一起開啟新中國編譯事業的老同事們一個一個離世,顧老幾番感慨:“就剩我一個啦……”

　　現在,顧老仍然每天堅持去辦公室上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這項浩大工程從上世紀80年代啟動,30多年過去了,還只完成一小半。

　　還有一位老人,像顧錦屏一樣,堅守信仰、默默奉獻,他就是吳學芳。

　　77歲的吳學芳,是住在大興區的一名退休老黨員。這位活潑的老人,平生就兩大愛好,一是幫人理發,二是出黑板報。

　　一個簡易的理發箱,跟了他半個世紀。小時候,他在學校里幫同學和老師理發,當兵時給戰友們理發,就連在出差的路上,也背著理發箱,在火車上為乘客理發。

　　退休后,他依然熱心理發,在自家樓下的自行車棚下面搭起一個便民理發攤。光給人理發,他覺得太單調,于是又在自行車棚背面辦起了一個宣傳欄,既宣傳黨的思想,又宣傳健康小常識。

　　宣傳欄一辦就是16年,從一塊小黑板辦成了一個近40平方米的小長廊,里面的內容越來越緊跟國家大事、新聞時事,而且隨時更新。

　　我問他:“累不累?”

　　他樂呵呵地說:“我是個老黨員,宣傳黨的思想、服務群眾,是我應該做的。”

　　從顧錦屏到吳學芳,他們不正是這樣嗎?身在不同的崗位,卻都幾十年如一日,堅守著信仰、默默地奉獻,他們的身上,有著共產黨人共同的品質:堅持、奉獻、無悔。

　　作為黨的新聞輿論工作者,我想,在今天這個偉大的時代,我們應該更加堅守自己的使命,用心去發現、去傾聽、去記錄,去找準時代的脈動,去講述更多閃耀著思想光輝和人性光芒的中國好故事。

　　信仰美好時代,走近奮斗的靈魂

　　陳聰(左)在復旦大學就植物學家鐘揚事跡采訪復旦大學副校長金力。陳聰(國內部)

　　過去的這一年,我遇到了兩個不愛睡覺的怪人,他們一天就睡四個小時,每天如此。

　　鐘揚,復旦大學的植物學家,人送外號“鐘大膽”。他最喜歡干一件事,就是上青藏高原采集各種珍稀植物的種子,一忙起來忙到睡覺也顧不上。別人定鬧鐘都是為了提醒起床,可他在半夜三點給自己定了一個鬧鐘,就是為了提醒自己:該睡覺了。

　　黃大年,吉林大學的地球物理學家。為了做國家的大項目,他經常帶病出差,連夜趕路。有幾次在辦公室累到暈倒,他爬起來吃點速效救心丸,又繼續加班,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拼命黃郎”。就連接送他的司機師傅都總是鬧著要“罷工”。后來師傅看著他上車倒頭就睡不落忍,從自己家里拿來了枕頭和毯子放在后排,讓黃大年能踏實睡一小會兒。

　　我是一名新華社記者,接觸過不少典型人物,但遇到這么瘋狂的人還是頭一次。如果他們還在世,我真的想問他們:這么瘋狂到底圖什么?

　　我帶著這個問題,走到他們工作過的地方,走到黃大年躺在地上阻擋卡車強拆無人機庫的地方,走進鐘揚那個一抽屜都是沒報銷的機票和發票的小辦公室。我慢慢了解到,這兩位科學家這么惜時不惜命,就是為了他們的科研,為了國家的戰略事業。

　　他們兩個都是想做事、做成事的人。黃大年的目標是“把地球變成透明的”,他在事業巔峰的時候選擇放棄所有成就回國,甚至不惜威脅妻子離婚。在他的推動下,我們對大地和深海的認識追趕了發達國家20年的進度。

　　鐘揚用一輩子去追他的“種子夢”。他用生命的最后16年在高原上的無數次彎腰,換來了4000萬顆種子的“寶藏”,他留下的一支精銳部隊,讓我們在進化生物學領域能夠與日本、歐美三足鼎立。

　　但他們很純粹。他們不是院士,走的時候也沒給家里留下多少錢。他們身邊的人說,他們眼里心里裝的東西太多,就是裝不下他們自己。

　　采訪得越深我才越明白,每個科學家心里,都住著一個奮斗的靈魂。一個國家需要奮斗者,一個時代也呼喚著奮斗者。從黃大年到鐘揚,正因為他們有一種信仰,信仰這個美好的時代,他們才愿意為這個時代做出偉大犧牲!

　　鐘揚留下了4000萬顆種子。現在,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長。對我們來說,這4000萬顆種子,不僅是青藏高原的青松翠柏,也不僅是地質宮里不滅的明燈,而是我們心里的希望,是遠方的夢想,是我們腳下的路。

　　我明白,只要希望還在,一直往前走,種子就會生根發芽,長成參天大樹。

　　國社十佳編輯,扶貧頂天立地

　　王若辰正在編輯同事田朝暉的扶貧故事。王若辰(新華每日電訊)

　　我要講的故事,主人公不是我,而是我的同事,新華社駐貴州石阡扶貧工作隊原隊長田朝暉。是的,他深沉地愛著他傾注過熱情與汗水的石阡,雖然,只有14個月,雖然,那里抬望眼盡是溝壑與大山。

　　第一個講述田朝暉扶貧故事的人,是他的扶貧戰友、石阡縣主管扶貧工作的縣委副書記周迪。6月30日,新華每日電訊微信公號轉發了周迪的文章《新華社扶貧干部田朝暉不為人知的故事》。這篇文章經新華每日電訊公號轉發后,新華社客戶端、騰訊、網易、搜狐等紛紛轉載,騰訊跟帖近5000條,廣大網友紛紛留言點贊,說“國社扶貧,是認真的。派出的干部,杠杠的!”

　　正是靠著這種精神,田朝暉帶領的扶貧工作隊創下“四個1000萬元”的戰績:爭取教育幫扶資金超過1000萬元,醫療救助資金超過1000萬元,新華社工會采購石阡農特產品總額有望超過1000萬元,新華社各終端平臺拿出超過1000萬元的產品推介石阡。

　　作為新聞人,田朝暉在國社服務十八年,獲得過新華社十佳編輯,獲評過中國新聞獎,得過的社級好新聞超過10條。而由于在石阡扶貧的優秀表現,田朝暉獲得了一項“非新聞類”殊榮——“中央和國家機關脫貧攻堅優秀個人”稱號。

　　國社十佳編輯,扶貧頂天立地。田朝暉不忘新聞人本色,在扶貧之余采寫發表了多達百篇的石阡扶貧報道。而他選擇去扶貧,也與一次報道有關。

　　那是2017年3月,田朝暉來到云南,尋訪曾在那里行醫扶貧15年的德國醫生夏愛克。一路上,他采訪了近百人,采訪筆記達12萬字。報道一出千層浪。夏愛克被譽為“當代白求恩”,獲頒“中國政府友誼獎”,并受到李克強總理的接見。

　　扶貧中的田朝暉自己,承受著常人難以承受的壓力。去年8月的一天,田朝暉正在石阡山村里調研,突然接到家里電話,得知父母遭遇了車禍。等田朝暉輾轉趕回河北老家,母親已經去世,父親則躺在重癥監護室,昏迷不醒。

　　料理好母親后事,又將父親轉到北京的醫院,那天黃昏,田朝暉在醫院門口的一個廣告牌前,久久佇立。廣告牌上寫著:百善孝為先。他在心里對自己說:如果父親醒過來,卻看見你頹廢的樣子,你就對不起父親。正因為犧牲巨大,你更要分秒必爭,忘我扶貧。

　　就這樣,石阡人以為再也見不到的田書記,又迅速回到了石阡的工作崗位上,又出現在貧困戶的平房瓦屋里。石阡人沒有忘記田書記。他們來信說:村民都記得你是中央北京來的“大記者”,都說你是難得的好干部!

　　田朝暉的故事還在繼續,新華人的好故事也正在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