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想給張謇一個定義,卻沒有一個定義能完全概括。

　　張謇第一個標簽,是實業救國的民族工業家,這是毛主席提過的。

　　但若說張謇的首要角色是工業家,則遠遠不夠,他的政治色彩更為濃重。在中國近代史幾大政治轉折處,他都扮演了關鍵角色。僅以“走向共和”前的幾件事為例。是他將梁啟超引薦給翁同龢,開啟了維新運動序曲；是他促成劉坤一、張之洞提出了東南互保,成為地方自治的首倡者；是他發起了預備立憲公會,成為立憲運動的領袖；是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詔書并幕后主持了南北議和,成為“民國的助產士”。

　　在張謇與清末民初一百個風云人物的交往中,有清帝光緒與攝政王載灃,以及善耆和端方；有清流名臣翁同龢、張之洞、沈葆楨；有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有北洋政權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馮國璋,以及唐紹儀與熊希齡；有奉直皖系幾大首領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徐樹錚；有革命先驅黃興、陳其美、蔡鍔、章太炎；有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汪精衛、譚延闿；還有各界翹楚蔡元培、黃炎培、羅振玉、王國維、竺可楨、丁文江、梅蘭芳、吳昌碩……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這些人物的年齡跨度約半個世紀,立場上涇渭分明、有的甚至互為仇讎,但都對他基本認同,且都與他在不同時段共同謀辦了歷史大事,這種能量與維度,在當時的政治家中并不多見。

　　張謇第二個標簽是“立憲之父”。清末新政時,他是預備立憲公會的會長、各省咨議局聯合會的實際領袖。他第一次將西方議會政治引入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政體；他領導發起的國會請愿運動,客觀上催化了辛亥革命的到來；他更是民國初年的議會政黨領袖,一系列新觀念引領政治潮流。

　　但張謇的政治道路比“立憲”要復雜。他曾是帝黨的骨干,卻第一批投向共和；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詔書,被保皇黨斥為“張、湯之罪”；他作為立憲派的領袖,卻支持了袁世凱；在袁稱帝后,又轉而支持蔡鍔的護國運動……他一生多變的政治立場,和梁啟超不斷變化的主義一樣,成了研究者需要不停解釋的一個問題。

　　一

　　萬變不離其宗。張謇萬變中所堅守的“宗”,是大一統與共和。他的政治理想,一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大一統政治文化格局,以及維持大一統的強力政府；二是保證中央權力不淪為私屬的憲法,即共和憲政。兩者缺一不可。

　　他在清帝宣布退位之前五十天(1911年12月22日)發布的《共和統一會意見書》,是這一理想的集中表達:“夫欲維持中國今日之分割,不得不以維持領土為第一要義”“夫吾人之所謂為共和主義者,非誰某一族一姓之共和主義,乃合全國之二十二行省,及蒙盟藏衛,而為一大共和國。要以言之,即統漢、滿、回、蒙、藏之五種人,而納之一共和政體之下者也”“設共和政治進行時代有力之樞機,而即成一鞏固健全之大共和國家者。”

　　他始終貫穿著這一原則。

　　他的共和,是大一統制度下的共和。辛亥革命之后,各省通電獨立,他明確主張,此“獨立”是指各省相對于清廷政權而獨立,但絕不是指背棄大中華共同體而各自獨立。“夫獨立云者,離北京政府而獨立,非各自獨立之謂者。”

　　他的地方自治,是大一統制度下的自治。東南互保,只是暫時不聽從清廷亂命,中央穩定后,還是要回歸的。

　　他的立憲和議會,也是大一統下的立憲和議會。當議會變成亂源,他便命令兒子拒絕參加。“……在滬及舟中,又知議會種種幻象,污濁昏擾甚矣。開會期近,兒其堅辭,以全我父子之清白。”

　　在內憂外患最為嚴峻的關鍵時刻,張謇為首的立憲派為維護大一統做出了特殊貢獻。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黨“驅除韃虜”的排滿狂潮引發了滿蒙王公的恐懼。日本趁機插手滿洲,俄國策動外蒙獨立,內蒙古、西藏、新疆也日趨不穩,大中華分裂迫在眉睫。張謇大急,提出以共和政治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案:“俄人垂涎蒙古,非止一日。為今之計,唯有蒙漢合力,推誠布公,結合共和政治。強鄰覬覦,可以永絕。漢、蒙、滿、回、藏五族,皆有選舉大總統之權,也都有被選為大總統之資格。”

　　此時,革命黨武昌起義的旗子是“十八星旗”,象征著建立不包括滿蒙藏疆的十八省漢族國家。而張謇等立憲派主導的江浙等地,使用的則是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象征著包括滿蒙藏疆在內的二十二省。為“五族共和”上下奔走的江蘇督軍程德全與浙江督軍湯壽潛等人,都是張謇的立憲派骨干。張謇與革命黨黃興、陳其美、宋教仁、伍廷芳等人交情深厚,并在“五族共和”上達成一致。最終,立憲派與革命黨內部力量共同促使孫中山正式提出了“五族共和”。

　　而在清廷這邊,張謇一方面支持袁世凱維系多民族大一統,一方面在起草的《清帝遜位詔書》中明確提出“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如今史學界對梁啟超、楊度等人在“五族共和”基礎上創造的“中華民族”概念已有定論。但深究史料當可發現,從革命黨到袁世凱到清廷,以張謇為首的立憲派“一手托南北”,對政局向“五族共和”的實際轉變發揮了更為重大的作用。看到如今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看到如今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當念及“張謇們”當時的良苦用心與慘淡經營。

　　二

　　張謇與袁世凱有五年緊密合作。

　　1911年6月,他繞道彰德與斥退在家的袁世凱共商大計勸其出山；1912年幫袁世凱協調南北運作臨時大總統；1913年為袁世凱將梁啟超請回國共組“進步黨”以對抗國民黨；1915年底在袁世凱稱帝之前辭職回家。

　　對袁世凱的歷史評價另當別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張謇對袁世凱絕非政治依附。他青年時即認識袁世凱,深知其權術心性,并因此斷交二十年。與許多士大夫一樣,張謇當時心中迫切希望的,是找到一個能盡快維護大一統的中央權威,哪怕這個權威是脆弱的。如同他在《共和統一會意見書》中所寫,“設有力之樞機,而即成一鞏固健全之大共和國家”。更如同他在去世三年前寫的《嗇翁自訂年譜》序言中所說,民主發端于法國和美國,因民主政治在“滅害平爭”方面優于君主政治,所以自己篤行民主十四年。但后來發現,單純的民主制度雖然將一二人之專分散為千萬人之專,但爭戰還是一樣的。因為國家權力像鹿散于野而無主,反而激發了更多的惡斗。要熄爭止戰,只有建立唯一且強大的政治中心,才能恢復統一和秩序。“一國之權猶鹿也,失而散于野則無主,眾人皆得而有之,而逐之,而爭以劇。一人捷足而得之,則鹿有主,眾無所逐,而爭以定。”

　　他與革命黨不同。究其出身來源,張謇的狀元并非由道德文章一蹴而就,而是從軍務起家,輾轉游幕,辦理實務。他一生對“實務”有著非同常人的執著,對政治人物的判斷也將“治平能力”列為首位。

　　1912年1月3日,孫中山回國之后的第12天,張謇就急迫與孫中山見面長談。談話內容大致涉及了新政權的軍隊和財政等實際問題。而孫中山對此類問題則回答說“予不名一文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盡管張謇之后對孫中山的革命精神一直稱頌不已,但他當時卻評價孫“不知崖畔”。他認為孫中山不太懂中國實際,“于中國四五千年之疆域、民族、習俗、政教因革損益之遞變,因旅外多年,不盡了澈”。和孫中山相比,袁世凱的北洋勢力,也許能以最小的動亂成本維持大一統。況且,袁世凱在天津的新政,亦證明了其治國能力。

　　張謇選擇了袁世凱。以東南士紳領袖身份為袁接任臨時大總統而在南北和談代表之間進行幕后斡旋。與孫中山談話7天之后(1月10日),他將南北斡旋成功的結果通報袁,“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公一切通過”。在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的第二天(1912年2月13日),他立即辭去了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的實業總長,投入北京政權。

　　投入北京政權不到一個月,張謇創建了民國建立以后第一個采用黨的名稱的政治團體——“統一黨”,其綱領是“團結全國領土,厘正行政區域”“完成責任內閣”。身為立憲派領袖,親自組織的第一個政黨,不叫立憲黨,而叫做“統一黨”。

　　當宋教仁被刺案激起國民黨“武力討袁”時,他力戒南北分裂,主張法律解決,譴責國民黨好戰派“不憑法律,不憑議案,而先自南北分裂”。他的觀點影響了革命黨人汪精衛與黃興,使黃興秉持“法律解決”徘徊了較長時間之后才最終反袁。

　　當袁世凱取消國會后,同為“名人內閣”的熊希齡與梁啟超憤而辭職。作為國會的創制者,在沒有國會的一年多里,他卻留了下來,冀望著袁不要邁出最后那一步。但他徹底失望了。張謇為了大一統能容忍“終身大總統”,卻不能容忍復辟帝制。因為,他的底線不只有統一,還有共和。

　　誰搞分裂,張謇反對誰；誰反共和,張謇亦反對誰。他的一切變與不變,都圍繞著“統一”與“共和”這個雙向合一的主題。

　　當袁世凱維護大一統,張謇選擇支持袁；當袁世凱走向帝制反對共和,張謇選擇與袁分道揚鑣,袁再度請求他幫助“轉圜南北”,他斷然拒絕。但護國戰爭亦不是張謇心中所望,他沒有參與梁啟超在各地的策反活動。他認為,打倒一個大強人,會放縱出無數小軍閥,造成更大的分裂。他當時做的是勸馮國璋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維持共和國體,繼承而不是分裂北洋,以換取全國“統一”與“秩序”。

　　也是在《嗇翁自訂年譜》序言中,他寫道,雖然一人可“得鹿”,但如果得之而不為公心,一定會失去。人皆有私欲,確保權力為公不為私屬,只能依靠憲法。而民國憲法的根本精神,正是共和。“然一人獨有眾之所欲,得而又私,而不善公諸人,則得亦必終失……世固不能皆舜禹也,不能舜禹而欲其公,固莫如憲法。”

　　可惜,在張謇的時代,擁有統一能力的人,沒有共和之靈魂；擁有共和靈魂的人,又沒有統一之能力。這是他依違不定、彷徨其間、無力回天的時代悲劇。他生早了二十年,他的理想,只能由一批新的歷史人物來實現。

　　三

　　1916年之后,張謇不再涉足政治。他回到南通,轉向了扎實的地方建設。

　　張謇建設了中國第一個擁有城市規劃的近代城市,第一個實行小學義務教育的縣級單位,創辦了第一所師范學校,第一所盲啞學校,第一個紡織學校、水利學校、水產學校、航海學校、戲劇學校。第一個公共博物館,第一個氣象站,第一個測候所。他建設醫院、養老院、劇院,扶植了中國第一個科學社團“中國科學社”,他甚至制定了中國第一部《森林法》……其實,這又何嘗不是他的政綱。他搞了大半生政治,無非是想在全中國土地上作這樣宏大的開發。既然時非所與,那只能建一個小小的烏托邦作示范了。

　　這些眼花繚亂的“第一”之中,最重要的,是教育。這是他的第三個標簽。無論在他權力鼎盛事務繁忙時,還是在他退出政壇能量微薄時,都不遺余力辦教育。但他辦教育的方法,又與別人大不相同。

　　他的朋友中,蔡元培重塑了北大,嚴修創辦了南開,辦的都是大學。只有他,力主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應從娃娃抓起,應覆蓋全社會而不留任何盲點,應從幼兒園、小學、中學、職業教育開始。他自己生活上至勤至儉,卻傾其所有,連續十幾年,一口氣辦了近四百所各種門類的基礎學校,完成了一個完整的近代國民教育體系。早在1903年他去日本考察教育時,要求“學校形式不請觀大者,請觀小者；教科書不請觀新者,請觀舊者；學風不請詢都城者,請詢市町者。”

　　蔡元培不同意張謇。他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里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里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可張謇卻認為,老師可以從師范里來。小學為先,師范為本,辦基礎職業教育,才是數十年后徹底提升國民素質的根本之法。他和黃炎培一起創辦了中華職業教育社,甚至還去改造妓女和囚犯,還去教盲啞人。這些觀點即便在今天,對國民教育方向是精英化還是平民化的問題,對扶貧攻堅等民生工程,仍有探討價值。

　　他的朋友們辦的那些大學里,出來了一批批中國現代化精英名流,他的朋友們也自然成了一脈脈學派領袖,名滿海內外,桃李遍天下。而張謇學校里出來的,是一批批優秀基層教師,一批批有文化的工人農民,一批批醫生與農技師,一批批學會基本技能的殘疾人和被改造過的囚犯妓女。這些人沒有能力來光大他的名聲,支撐他的學派,而是化成了中國現代化沃土中的一粒粒種子,化成中國國民素質脫胎換骨過程中的一滴滴清泉。至今,沒有一個近代名人說自己是張謇的學生。

　　功成不必在我。功不必急功近利而成。功當在多年后驗其效。南通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經濟中心,但一百多年來,卻始終保持著模范城市的地位。正是這些有文化的普通人,持續孕育出幾代新中國的各界骨干。張謇創辦和支持過的那些學校,他生前絕沒料到,多年后都發展成為海內聞名的大學。他1902年創辦的通州民立師范學校附設農科,變成了揚州大學；他1905年支持創辦的復旦公學,變成了復旦大學；他1915年參與創辦的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變成了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他1917年支持復校的同濟醫工學堂,變成了同濟大學。他曾經資助并任校董的南洋公學,變成了上海交通大學；他參與發起并任校董的暨南學校,變成了暨南大學。還有一批他創辦的更為專業化的技術學校,也變成了各行業的最高學府。如他1910年創辦的中國陶業學堂,變成了景德鎮陶瓷大學；他1911年創辦的吳淞商船學校,變成了上海海事大學和大連海事大學；他1912年創辦的南通紡織專門學校,變成了東華大學；他1912年創辦的吳淞水產學校,變成了上海海洋大學；他1915年創辦的河海工程專門學校,變成了河海大學。

　　再回到人們最熟悉的那個老標簽“民族工業家”。和其他搞航運、交通、化工、金融的巨子相比,他主要搞輕工業,兼以開墾鹽荒治理淮河。一度想發展航運,但并沒有成功。大生紗廠只有1912年到1921年的十年好光景,1925年就被債權人接管了。然而,是張謇,而不是那些更成功的巨商們,被現代企業家們追溯為精神領袖。因為他主動挑到肩上的社會責任,遠遠超出了“實業家”和“商人”的身份。他從來不是想建立一個商業帝國,而是想建設一個理想社會。他所提倡并身體力行的是,企業家不僅要做大,更要做實；不僅要愛國,還要愛社會；不僅要辦慈善辦公益,還要育平民擔責任。這是士大夫的根本價值觀所決定。而企業家精神加傳統士大夫精神正是中華近代商道的內核。這方面研究成果已有很多,就不多講了。

　　四

　　張謇逝于1926年8月,是因為發燒。發燒了他還要照常一意孤行,和工程師們一起去視察江堤。結果越燒越重,二十四天以后就去世了。臨終時沒有言語,沒有計劃,沒有留下遺囑。

　　他的最后幾首詩,是生病前三天的《星二首》。這一天是農歷六月十八,本來應該有較圓的月亮。他夜深不眠,守候許久,卻沒等到。

　　江昏不得月,暑盛獨繁星。掠電偏難掩,搖風閃未寧。

　　有人愁太白,無始滿空青。歲已非吳越,占家莫狃輕。

　　聚若真成漢,沉憂獨庶民。在天猶沒浪,照地若為春。

　　帝坐虛共主,農祥愿丈人。斗箕勿相笑,南北正煙塵。

　　“江昏不得月,暑盛獨繁星。”沒有皓月一輪,只有星斗漫天。如同1926年的中國,幾十個割據的軍閥,百十個爭斗的政黨,實質的統一仍遙遙無期。此時,北伐軍剛剛誓師出征(7月9日)。“斗箕勿相笑,南北正煙塵。”新的歷史因緣,將在這煙塵中誕生。

　　關于對張謇的歷史評價,胡適的“序言”流傳最廣。胡適比張謇小三十余歲,從沒見過張謇,但卻是張謇參與籌辦的“中國公學”所培養出來的。是他撒播的諸多因緣中的又一個。胡適寫道:“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終于因為他開辟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于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張謇的政治道路,是失敗的、中斷的。但他頑強地創造了無數條覆蓋于荊棘下的小路,經過百年大潮洗刷之后,這些小路顯露出來,密密麻麻連成了一條新的路網,到今天還能供人行走。

　　他做的時候,未必知道哪些能留下來,不過憑借著一顆純正的初心。家國天下的初心,無論如何變遷,始終不會錯。

　　因此,張謇是誰?胡適的序,不是結束,只是開始。對一部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一樣沒有結束,只是開始。

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