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晚6點，2018年的最后一個工作日接近尾聲時，26歲的程序員周慶是從公司悄悄溜走的。

　　他要去跟朋友吃飯，第二天還要回老家見剛談沒多久的女朋友，但同事們都在整整齊齊地工作，他不好意思大搖大擺地走，包也沒拿趁著上廁所就走了。

　　周慶在國內某知名網絡公司做前端，上班不打卡，只要把活兒干完就行了。而實際上，活兒是干不完的，公司正在擴充國外市場的業務。對于他們來說，晚上10點下班算是早的，通常的上班時間是從上午10點到凌晨一兩點。

　　他從沒有試過最后一個離開公司，因為每天都有人熬通宵。有次半夜系統掛了，領導開著車去把負責的同事接到了公司加班。

　　前段時間，周慶公司來了一位新人，第一天上班，領導10點就讓她回去了。但其他人仍在加班，凌晨5點還在發東西、上傳代碼。新同事看到后，第二天就發短信說不來了。

　　“一是因為工作做不完，天天有人專門催你。”周慶說，他們有三個產品經理，都是女生，比男生還拼。她們可以兩天一夜不睡覺，然后休息一天，第二天接著來加班通宵。

　　本來二十三四歲的小姑娘，眼底都是小細紋，還有眼袋，遮瑕膏根本遮不住。

　　公司規定晚上十點后打車可以報銷，上個月，周慶報了一千多元的車費。一年下來，他的滴滴打車賬號已經升到了鉆石會員。

晚上的西二旗地鐵站。袁秀月 攝

　　在北京，周慶這樣的白領一抓一大把，“996”早已不新鮮詞匯，深夜仍燈火通明的寫字樓不在少數，老道的出租車司機們會熟練地駛向那些人流量匯集的地方，西二旗、國貿、望京、中關村……如果要問北京的“過勞地圖”，恐怕他們最清楚。

　　工作時間的過度延長，必然伴隨著身體的過度疲勞。過勞成癮，早已成為很多人的生活常態。

　　中山大學的《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2017年報告》顯示，中國勞動力工作時間略長，每周平均工作時間44.73小時，工作時間為50小時及以上的比例超過四成。而《勞動法》規定的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

　　從2007年，中國適度勞動協會會長楊河清的課題組就開始對白領員工做調查。在對北京中關村和CBD企業知識員工的調研中，他們按照日本過勞死預防協會的標準，對調查對象進行預警分析。結果發現，有26.7%的人處于“紅燈”危險區，即已經進入隨時可能“過勞死”的狀態。

　　“過勞死”并不是一個臨床醫學的病癥，而是一個“社會病”。但過勞帶來的身體負擔卻不容忽視，記者就此做了一個小范圍調查，結果顯示，在49人中(47人為40歲以下)，48.98%的人表示，有時會有“和以前相比，容易疲勞，患病次數增多”的現象，36.73%人表示，有時會有頭疼、胸悶、耳鳴、目眩、心悸等情況，但醫學檢查無異常。

　　韓琳在一家知名保險公司做內勤。和其他公司一線銷售比較忙的情形不同，他們公司由于代理人能力弱，需要內勤做各種準備工作，做方案、辦活動、維系客戶……

　　雖然不像事業部有那么強的業務壓力，但是作為業務支持部門，一旦業務不好就會收到領導的問責。韓琳說，在業務不好的時候，他們就會變得非常忙。

　　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半左右下班，平均每天加班三小時，平時還有出差。韓琳忙得好久都沒在家吃過飯。前段時間，她身體突然不舒服，醫生說有早搏的跡象。

　　從歐美、日韓到中國，過勞現象早已遍及全球。到了2018年，生活變得越來越便利，但很多因素也正在促使人們過勞。

　　譬如無處不在的網絡，當通信工具越來越發達時，工作正在侵入人們生活的每個角落，家里家外都成了職場。

　　2018年7月，寧波有家飲品店，公司負責人在晚上十點多發通知，要求10分鐘內上報當月營業額。一位女士因睡著未及時回復，10分鐘后，負責人在微信群通知，她已被辭退。

　　各種各樣的工作微信群，正在產生越來越多的“隱形加班”。企鵝智酷的一項報告顯示，微信已經成為人們在工作中的主要溝通工具，八成以上用戶在微信上有工作相關行為，一線城市用戶是微信辦公的主力。

　　“一臺手機把你跟職場捆綁在一起，你所有的時間都是職場時間，你打卡離開了職場，其實你依然在職場。”曾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的學者劉檸認為，人們對技術往往有一種幻想，但實際上，每一次技術革命帶來的結果是勞動者工作空間的蔓延，從職場蔓延到公車、蔓延到家里。

　　過度的消費也正在導致過度勞累。90后在消費上更為大膽，為了一款心儀的包包和鞋子，很多人愿意多加班賺錢；為了一次出國旅行，很多人也愿意掏空錢包，回來過“吃土”的生活；而父母們為了孩子在教育資源上不輸給他人，也愿意拼命工作。

　　加班與消費開始進入一種循環：一邊是豐富的物質享受，一邊是沉重的工作壓力。

　　“我們為了收入而工作，若說我們因此而變得非常富有，為什么我們的個人生活卻如此貧乏呢？”日本經濟學家森岡孝二的《過勞時代》一書中寫到。

　　你為什么會加班？在記者的小調查中，近一半的人表示，是因為工作需要、活兒干不完、公司要求等。

　　在生活中，也有人是主動過勞。森岡孝二一生都在為解決過勞問題而奔波，然而2018年8月，他本人也因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惡化去世。直到去世前不久，他還在為解決過勞問題而演講和寫作。

　　孫夢工作繁忙，每天晚上8點左右下班，但她還報了一個線上的專業課程，下班后還要熬夜寫作業。最近，她連續幾周熬夜，早上起床都困難。

　　有的人則是被別人的目光綁著加班。晚上早走時，周慶就很有壓力，因為他需要從其他人身邊走過，而他們還在工作。

　　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李松蔚說，曾有一個客戶的奮斗目標是成為領導，可以有自己的獨立辦公室，不必受他人的影響。后來他如愿以償成了部門經理，卻發現當了領導比普通員工更累。他雖然可以在正常時間點下班，但看著下屬還在加班，他覺得自己不是個好領導，只能默默出來抽一口煙繼續加班。

　　“最常見的不是因為勞動本身造成的損害，而是勞動所附帶的壓力。”李松蔚說，對于過勞問題，每個人能做的是找到自己的解決方式，他給的一個小建議是拒絕。

　　雖然有一小時20元的加班費，但周慶還是決定春節后換一個工作。韓琳沒有告訴父母自己的身體狀況，只是跟領導說，她需要調整一下狀態。孫夢怕自己還沒提升就提前“掛”了，于是把線上課程放到了周末來學。

　　森岡孝二也從勞動者、工會、企業三個層面給出對策，比較實用的建議是休夠年假、及時就醫、一定時間內拒收信息、酌情跳槽等。

　　加最重的班，熬最深的夜，涂最貴的護膚品，其實，這并不是種時髦，而是過勞。到底值不值得？也許每個人都該問問自己。（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為化名）(袁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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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樵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