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講述她的創業故事

　　徐愛華的奮斗比經濟學“反貧困發現”更有價值

老照片記錄下徐愛華（右一）的奮斗歷程。（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朋友圈看到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筆下的紹興女企業家徐愛華，一個從無到有，沒有啟動資本致富的企業家。”

　　徐愛華沒有在第一時間讀懂魏長軍的微信。

　　魏長軍是一名長年在埃塞俄比亞經商的浙江商人。他和徐愛華在一場活動上互加微信，平時聯系不多。

　　對方同時發來幾張照片，是一本英文書的封面和其中幾頁內容。不太懂英語的徐愛華仍然一頭霧水。

　　直到下午，在咨詢自己的高級經濟顧問后，徐愛華才大致弄清事情原委。

　　此前，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阿比吉特·班納吉、埃絲特·迪弗洛和邁克爾·克雷默三名經濟學家，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研究領域作出的突出貢獻。

　　其中，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絲特·迪弗洛兩位學者，在其最重要的著作《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么擺脫不了貧窮》中，收錄了徐愛華如何白手起家的案例。

　　浙江華聯集團董事長徐愛華，身兼紹興市工商聯主席、紹興市總商會會長、紹興市女企業家協會會長等多個社會職務，曾是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稱得上今天紹興商界領袖。

　　隨著手機里的祝賀和點贊紛至沓來，這名女企業家的思緒被帶回到曾一無所有的奮斗歲月。

　　夢想成為“領工資”的人

　　同魯冠球、徐文榮等浙商前輩一樣，徐愛華出生在一個地道的農民家庭。

　　浙江“七山二水一分田”，紹興稽東下甘嶺村只種玉米和番薯。山腰上的十幾戶人家想吃大米，必須去山下的糧管所換。即使父親是村里的生產隊長，除了逢年過節，徐愛華和6個兄弟姊妹也只能靠玉米糊糊果腹。

　　“七八歲的時候，我就告訴自己，一定要讓家人過上好生活。”徐愛華說。

　　什么是“好生活”？同樣是農民出身的溫州企業家南存輝，曾向往將來有一天能進國營企業當一名工人。

　　徐愛華比南存輝小2歲，志向也差不多。學生時期的她很羨慕“父母領工資”的同學，她希望未來能成為一名“領工資的干部”。

　　但是，人生的道路總充滿意外。1982年，徐愛華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這一年，第二次參加高考的她，定向考取了浙江農業大學；同時，她還通過考試拿到一個去上海進修服裝設計的名額。

　　受改革開放春風鼓舞，20世紀80年代初期，紹興縣大力發展以紡織、印染為主體的鄉鎮輕紡工業。為提高技術水平，當地政府從上海請來師傅對工人進行培訓。培訓后考得第一名的工人將會去上海進修一年。

　　徐愛華利用第一次高考落榜后在鄉鎮企業打工的機會，參加了培訓。半個月后，她從工人中脫穎而出。

　　“你哥當兵回來在鎮上工作。你讀了大學，出路也差不多，不如學門技術。”一輩子種地的父親，用中國人最傳統的智慧，為女兒做了選擇——去上海學服裝設計。

　　然而，等徐愛華一年后從上海學成歸來，她卻失業了。如果一名老練的工人贏得服裝設計培訓機會，可能很快被提拔為技術廠長，但當時徐愛華才18歲，整整3個月，沒有一家鄉鎮企業接收她。

　　1983年，曾夢想“領工資”的人，決定走上創業之路，成為發工資的人。

　　改革開放后，千千萬萬洗腳上岸的農民企業家中，多了徐愛華一個。

　　沒有資本的企業家

　　在班納吉和迪弗洛的著作里，記錄徐愛華創業故事的那一部分，標題是“沒有資本的企業家”。

　　在作者筆下，徐愛華“并不是一個典型例子”。兩位經濟學家主要想表達的是：窮人因資金較少，幾乎無法獲取正式保險、銀行服務及其他廉價金融渠道，很難獲得足夠的資本，成為一名企業家。

　　但徐愛華是個例外。

　　“浙江‘借雞生蛋’‘借梯上樓’的民營企業比較多，很多是從當年的鄉鎮企業改制過來。”紹興文理學院教授李生校曾調研超過500家紹興企業，得出了這個結論。

　　可徐愛華的企業，從來沒有戴過鄉鎮企業的“紅帽子”。

　　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云和溫州企業家南存輝創業時，都曾找家人湊啟動資金。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早年開照相館，買相機的120元也是家人資助的。

　　徐愛華沒有找家人要一分錢。

　　她倚仗的是從上海學來的技術。那時沒有專業的廣告公司，她自己寫了一頁文稿，內容是“愛華時裝招收15名學徒，即日起報名，包教包會，學習時間一個月，學費15元，學不會的可以繼續學二個月或三個月，不加收學費”。

　　“我收的學費高。15元差不多是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優勢是包教包會。按當時的慣例，學徒先要免費幫師傅干活，然后拿一半薪水繼續幫師傅干一段時間。但我不用。”徐愛華說。

　　路子找到了。她跑到越南區廣播站，懇請播音員給播一播，遭到拒絕。區廣播站從來就沒有播過廣告。第二天，徐愛華還是去廣播站磨。最后，廣播站被她的堅持所感動，答應為她破一次例。

　　學員掏錢之前，總得上門看看場地。徐愛華借了一臺拷邊機，賒了一臺縫紉機。等白天收到學費，才請姐夫從杭州連夜買回設備。

　　就這樣，徐愛華前前后后招收了100名學徒。她手把手地教徒弟如何設計、裁剪、縫制。后來，她留下了其中6人，開辦了自己的服裝廠。

　　拼命往縫里擠

　　班納吉和迪弗洛認為，現實中窮人從事的大多數生意，天花板低，阻礙了他們擺脫貧窮。徐愛華開始承接外貿訂單后，工業縫紉機從48臺擴展到800多臺，意味著她從事著一項總體收益很高的生意。

　　“這不僅表明徐愛華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女人，還表明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競爭較少、需求較大，因此她的生意正逢其時。”

　　一個為大多數人接受的觀點是，“改革開放初期，商品短缺，做什么生意都容易成功；如今創業門檻越來越高，創業越來越難”。徐愛華卻說：“我們那時候真的很難。”

　　當年的紹興縣（現已改名柯橋區），是國際紡織之都。如今，從柯橋賣出的布匹占到了全國的三分之一、全球的四分之一。

　　因為當地的傳統優勢，徐愛華“陰差陽錯”地學服裝、做服裝、賣服裝，但同樣因為當地的產業集群，徐愛華的企業在創業初期就面臨激烈的競爭。

　　和國營企業比，和鄉鎮企業比，自己的小作坊優勢在哪里？

　　為節約成本，徐愛華將供銷社當廢品賣的紙箱子買回來。一個舊紙箱和新紙箱的差價，“能省出一件衣服的扣子錢”；徐愛華到城里進貨回來，從不叫十來塊錢一趟的車，三輪車坐到公交車站，兩張票，人一張，貨一張，總共花三塊錢。

　　為完成訂單，徐愛華曾連續七八天趴在縫紉機上睡，因為“怕躺在床上睡得太沉”。兒子臨產前五天，她還跑到柯橋輕紡城去進布料。在兒子張皓洋的記憶中，父母的工作一個通宵接一個通宵，自己從小學就開始了住讀。

　　“從來沒感到苦。創業就是這樣，奮斗就該如此。”徐愛華說。

　　真正難的是找銷路。這也是徐愛華堅持認為“過去創業并不比現在輕松”的主要理由。當年的銷售渠道——供銷社和百貨公司，進貨優先考慮國營企業，其次是鄉鎮企業。像徐愛華這樣的個私企業，對方拒絕時還常抱以“你還真敢想”的輕蔑。

　　但中國巨大的市場給了徐愛華一線生機。紹興競爭激烈，那就去中西部闖一條路子。20世紀80年代，徐愛華跑遍湖南、湖北、貴州、青海等6省區18個縣市，企業總算生存了下來。

　　經濟學家認為，適時而來的外貿訂單造就了徐愛華的成功。今天的徐愛華自然能驕傲地回顧，她的企業是原外經貿部批準的首批獲得自營進出口經營權的私營企業之一。但此前的艱辛，卻少為人知。

　　徐愛華的服裝，主要出口實行配額制的歐洲。能拿到出口配額的往往是大國企，但徐愛華想去外經貿部爭取。到了北京，錢花完了，連外經貿部的門都沒能進去。

　　心急如焚的她在北京的馬路上暈倒。等在醫院的病床上醒來時，身邊一個認識的人也沒有。徐愛華和愛人通電話，兩人抱著電話哭，卻改變不了將到手的外貿訂單轉給有配額的國企的結局。

　　“今天的創業者，身前有一扇敞開的大門。當年，這道門只開了一條縫，我們拼命往里面擠。”徐愛華感慨。

　　近兩年，社會上泛起關于民營企業生存環境的討論。徐愛華說：“從1983年，我隨著改革開放一路走過來，國家對民營企業越來越重視，民營企業的地位越來越高，這是沒有疑問的。”

　　我的努力只占10%

　　創業36年，徐愛華成了一名成功的企業家。

　　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寫進書里的消息傳開后，別人紛紛恭維她“了不起”。但54歲的徐愛華泰然處之。

　　等周圍安靜下來，她回想這半生奮斗竟被外國學者記錄下來，還翻譯成各種語言，感到一絲欣慰。

　　“我奮斗的價值，被這本書無限放大了。它或許能對今天創業的年輕人，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創業者有所啟發。這超越了我企業本身的價值。”在位于紹興市二環路西北角某幢商住樓的辦公室中，徐愛華說。

　　徐愛華的辦公室占據了這幢商住樓整整一層。這幢樓和周邊的住宅小區、商業綜合體，全是她自己公司開發的產業。

　　在旁人看來，徐愛華是敏銳而幸運的。從內銷到外貿再到內外并重，從紡織服裝到地產開發再到資本運作，她幾乎踩準了時代的每一個節點。

　　但這位“沒有資本的企業家”明白，沒有改革開放，自己不會有去上海學習的機會。之后的一切，更無從談起。

　　“我有今天的成就，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不超過10%，是改革開放的好政策給我提供了舞臺。”徐愛華說。

　　在《貧窮的本質》這本著作中，班納吉和迪弗洛到貧困人群最集中的18個國家和地區開展調研，試圖從窮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創業、援助、政府、NGO等多個方面，探尋貧窮的真正根源。

　　為什么窮人吃不飽飯還要買電視？為什么他們的孩子即使上了學也不愛學習？為什么他們放著免費的健康生活不去享受，卻要自己花錢買藥？為什么他們能創業卻難以守業？為什么大多數人認為小額信貸、窮人銀行沒什么效用？

　　政府無能、法制缺席、腐敗橫行，落后的基建、教育、醫療、公共設施……統統都可能讓窮人難以擺脫貧困陷阱。

　　以徐愛華為代表的中國民營企業家能獲得成功，與巨大的國內市場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為政府息息相關。

　　當改革破冰，中國積累的人口紅利、工業化紅利，同鄉鎮企業、個私企業噴薄而出的生機活力充分反應，徐愛華們乘勢而上，改變了命運。

　　找到繼續奮斗的意義

　　“先富起來”的徐愛華迷茫過：曾經為了家人過上好日子而奮斗，現在有了足夠的財富，人生還有什么追求？

　　近幾年，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全球動蕩和風險點明顯增多。經貿摩擦、股市波動、“兩鏈”風險……身邊一些老伙伴關掉企業，做起了富家翁。

　　徐愛華自稱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了繼續奮斗的意義。記者在采訪中感受到，徐愛華希望自己的企業能獲得社會尊重。

　　這種尊重不只源于一家企業創造財富、提供就業和依法納稅，而是它能為國家、為民族做得更多。

　　記者采訪徐愛華6個半小時，她至少15次提到“崇拜軍人、仰慕英雄”“人要英勇自信”。

　　在8月份的浙江省民營企業家新時代講習團“我和我的祖國”主題宣講會上，徐愛華講了一個案例。

　　有這樣一項事業，年產值10億元，但它面臨眾多的外部環境與問題，諸如經貿摩擦加大，產銷系統不協調；行業增速放緩，產能嚴重過剩；經營成本上升，創新能力不足；金融市場動蕩，融資存在潛在風險；廢水廢氣處理難，環保壓力加大；員工讀不懂領導層，有許多的抱怨和負能量……請問在座各位該怎么辦？

　　她說，應該有三種選擇：第一種是賣掉，總歸有人會喜歡這樣的事業，總歸有人會想做這樣的事情；第二種是把它剝離出去，自己當一個小股東，把股份剝離給經營者或同行業的人；第三種是通過轉型升級，讓這樣的事業再煥發出生機。相信在座大多數企業家會選擇主動面對挑戰，想方設法，通過轉型升級煥發這個事業的光彩。

　　接下來，請在座各位把這樣的一項事業放大十萬倍……

　　徐愛華口中這項“年產值100萬億”的事業是指中國。她以中國共產黨人不懈奮斗的精神，鼓舞浙商繼續發揚“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嘗遍千辛萬苦”的“四千精神”。

　　“企業家的事業和國家、民族的前途結合，才有更大的價值。”徐愛華說。

　　在兒子張皓洋眼中，母親是一個擁有家國情懷的人。

　　目前，制造業的比重占徐愛華企業三成，她將這一部分全權交給張皓洋負責。張皓洋大學畢業后，原本在上海從事“只需要坐在電腦前看項目、投項目”的金融行業。同當年父親幫徐愛華做選擇一樣，徐愛華讓兒子回浙接手上千人的工廠。

　　“當然不是為了他陪在我身邊。我不會有這種想法。未來的趨勢是智能制造，這終究得年輕人做。今天，讓一個白手起家的年輕人從事制造業，可能會非常艱難。我給他打了這么好的基礎，他不做，誰做？”徐愛華說。（記者 李坤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