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現場，記錄瞬間，成為歷史。
↑3月6日新華社記者費茂華在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采訪。
“我申請取消休假，增援武漢！”
大年初二，正在昆明休假探望父母的我，給攝影部的領導發了這樣的一個請戰短信。就在按發送鍵的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1998年，那時，剛剛參加工作沒多久的我，因為沙漠之狐行動，也曾寫過一封請戰書。在那封信中，我幻想了自己在一次戰地采訪中被流彈擊中的情形......
22年過去了，現在我的心態已不再那么躁動不安，但讓我驚喜的是：時間并未帶走我對記者這一職業的激情，每當有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我依然能感覺到內心的激蕩與澎湃。
請戰書發出一個多月后，召喚終于來了！
3月1日，我和兩個同事乘坐北京開往南昌的G487次動車抵達了武漢。列車長非常熱情地招呼列車員和乘警幫我們把行李搬到了站臺，并一起向我們致敬，這使我有點受寵若驚。作為整趟列車唯一的一批在武漢下車的乘客，當我們沿著站臺向出口走去的時候，我感覺到從其他車廂透出的目光在反復地打量和分析著我們，這目光中，纏繞著迷惑和復雜的猜想......
我，就這樣開始了在武漢的生活。
保護自己，就是保護整個抗疫報道
所有我遇到的同事，都在反復地跟我說著這四個字：“做好防護”！后來才明白，這種叮囑不僅僅是同事之間的關心、呵護，背后還有更深的含義。
我們這個前方報道組的成員都住在新華社湖北分社院內和旁邊的一個賓館里，大家吃飯都在一起。我敏銳地發現：其實分社的食堂幾乎就是整個湖北最危險的地方之一：每天，從各種醫院、隔離點、醫廢處置廠出來的同事們匯聚在這里，解下口罩，享用早、中、晚三餐，其間還會談一下工作、人生和理想。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如果有人沒有保護好自己，作為密切接觸者，整個報道組就將被成建制地隔離，整個新華社的抗疫報道，也只能另起爐灶！
所以，來到武漢的第一課：做好防護，這已經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要放到保證整個報道順利進行的高度來看待！
同事們紛紛向我傳授了他們的防護秘笈：大年初四就抵達武漢的才揚告訴我，外出采訪時穿的衣服，不要穿進房間。于是，每次我從醫院、隔離點這些情況比較復雜的地方回到賓館的時候，就在房間外就把衣服脫了。在走廊里脫衣服的時候，我總是很緊張地看著墻上的攝像頭，想象著有個工作人員每天坐在那些攝像頭后面，看著我們在走廊里脫得光溜溜的，只剩下內衣內褲，然后一溜煙地跑進房間——這是怎樣的畫面！
↑3月13日晚，“擺渡人”小分隊隊員楊暉檢查護目鏡的佩戴情況。隊員的防護措施同重癥病房的醫生一樣，完成所有防護措施要經過12個步驟。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光谷院區，有很多生命“擺渡人”?！皵[渡人”日夜在醫院與醫院之間，留觀點與醫院之間穿梭不停，轉運新冠肺炎患者。
進了房間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給手和臉消毒，在這方面我覺得自己做得有些過度了：我都是用的酒精。那酒精抹到臉上有強烈的刺痛感，而且睜不開眼睛。但我想，過度總比不夠好吧！但沒有想到，后來居然出現了副作用：不知道是不是經常用酒精洗臉的原因，我的眼睛得了麥粒腫，右眼一度幾乎無法睜開。這也使得我不得不在房間里休息了一天。因為右眼一直流淚，還特別癢。而在外面采訪的時候，絕對不能揉眼睛！
在房間休息的時候，我突然眼睛模糊，無法視物，嚇得心里一抖，以為自己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就此要失去光芒，趕緊跑到浴室里照鏡子：眼睛里全是血，順著眼眶往下滴。我用水清洗了一下，應該是那個膿腫自己破了。第二天，腫開始消退，我又能繼續快活的工作了。
一直在武漢堅守，并且一直反復進出紅區的肖藝九告訴我，防護這件事要膽大心細：首先不要怕，哪怕是進紅區，因為畢竟馳援湖北的醫護人員沒有一例感染的，就是因為防護做得好；而心細很重要，手邊要經常備上一瓶小的酒精，經常拿出來噴在手上，然后給相機什么的也擦一擦。他就是這樣做的！
理論上確實如肖藝九所說，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上遇到了大難題：一個是我的身材，還有一個是我的相機！
↑3月6日，在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醫護人員護送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去做CT檢查。
我身高接近1米9，好幾次去情況復雜的地方都沒有找到合適的防護服，只能穿175甚至170的，有時候衣服無法覆蓋我的全身：腳腕和小腿會露出來，甚至防護服的拉鏈無法拉到下巴上，露出脖子。而在拍攝的時候，稍微彎腰或者蹲下，就會有更多的地方暴露出來。在醫院等地方采訪的時候，防護要點是身上沒有任何的皮膚暴露在外面。所以，不合身的防護服確實是一個可怕的漏洞，我只能用更加過度的酒精沖洗來彌補，然后深夜里躺在床上輾轉反側。
↑3月4日，在武漢雷神山醫院醫學檢驗科，工作人員在對患者的血液樣本進行檢測。
穿防護服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窒息感和汗如雨下：穿好防護服戴上口罩之后我不是靜靜地坐著，而是要來回不停地移動工作，有時甚至要奔跑。防護服不透氣，而且N95口罩外加一個醫用外科口罩同時再加上不停的運動，結果就是呼吸困難。有一次去采訪一個治愈患者隔離點，時間比較長，從早上6點多到中午12點多，將近6個小時，其間我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窒息感：心中突然升起一種恐懼，我想，溺水的感覺或許就是這樣吧！防護服另外的一個副產品是出汗：不是一點點，是整個身體被汗沖洗過的感覺。有一次去采訪一個醫療廢物焚燒廠，可能是因為運動過于頻繁和激烈，同時焚燒車間里溫度也比較高，我身上出的汗居然順著衣服流到了褲子上，從膝蓋往上的褲子全濕了，脫掉防護服走出車間的時候，真讓人尷尬！
↑3月26日，從醫療廢物處理車間拍攝結束出來后我的褲子，汗已經濕到了膝蓋。
觸景生情，感同身受，我想到那些每天都必須穿著厚厚的防護服工作的人們，他們需要怎樣的信念才能堅持下來！
相機是一個更大的問題：防護服采訪完就扔到醫廢專用垃圾桶里了，但相機不僅在醫院等情況復雜的地方暴露在外面，而且跟著我一起回到房間。這些平時與我親如手足的器材現在好像是埋在我房間里的地雷，還是生化的。沒有辦法，只能用大量的酒精噴在上面消毒。每次噴完，相機就如同在酒精里洗過一樣——截止到目前，我已經用光了10多瓶500毫升的酒精，總的使用量超過了6、7斤。
每天采訪結束回到房間，我都會蹲在房間一進門的角落里清洗相機，一邊噴酒精一邊心中默念：兄弟，委屈你了！希望你堅強一點兒！挺住！
↑我在賓館房間一進門的角落里自建的“隔離區”。從醫院等環境里帶出來的器材都在這里進行消殺處理。
這一場面，仿佛一個神秘的儀式。我不知道我的相機是否像我的臉一樣會感受到針扎一樣的疼痛，也不知道它們是否會像我的眼睛一樣受傷，但我明顯感覺到，相機好像出了問題，電池耗電的速度越來越快了！
歷史不是冷冰冰的文字，它充滿了血肉和感情
疫情發生以來，武漢成為了全世界關注的焦點：這里的每一個重要的節點，甚至每一個變化，都是全世界對抗病毒的一個重要的階段性事件。
作為一個攝影記者，身處武漢這個人類對抗疫情的最前線，我工作的核心就是努力記錄這些能夠代表重要節點的瞬間，并希望這些瞬間能夠成為人們回到歷史的橋梁：成為攝影記者以來，我不止一次地幻想，自己拍攝的某些瞬間能夠成為歷史碎片的一部分，當人們看到這些碎片的時候，這些碎片能夠把他們帶回到一段歷史之中，這是一個攝影記者莫大的榮耀。然而，這個夢想能否實現，既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更有運氣的原因。
↑3月3日，一名工作人員從盛開的櫻花樹下走過。由于學校進行封閉管理，我在這幾顆櫻花樹旁等了一個多小時，只遇到了兩個人。
但這是我的夢想，牽引著我一直為之努力。而且，我更希望自己記錄下的不僅僅是新聞信息，而是一個個有溫度的瞬間，一個個能夠讓人回味的故事，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他們可能只是滾滾歷史長河中的一滴水，但這滴水是有溫度的，是有感情的，是有生命的！
我抵達武漢的時候，這場“戰疫”已經度過了最危險、最艱難的時期，隨后，從3月初到3月中旬，疫情的發展度過了僵持期之后，呈現出整體向好的態勢，隨后發生的許多重要新聞事件都是這一個趨勢的反映：方艙休艙、援鄂醫療隊返回......
↑3月19日，在武漢天河機場，河南醫療隊隊員郭燕姿緊緊抱住丈夫王國曉。 夫妻二人都來自河南新鄉，王國曉是醫生，郭燕姿是護士長。2月9日，夫妻倆馳援武漢，隨后，郭燕姿被分配到青山方艙醫院工作，而王國曉則被分配到了另外一個區。從那以后，夫妻倆已有一個多月沒有見面。3月19日當天，夫妻倆在機場重逢。
從2月3日，武漢市將會展中心、體育場館等公共場所，改造成16家方艙醫院，運行1個多月的時間里，共收治輕癥患者1.2萬余人，成為名副其實的“生命之舟”。而從3月初開始，隨著院治療人數減少，方艙醫院開始陸續“休艙大吉”。
3月9日，武漢市開放床位最多、累計收治病人最多、累計出院人數最多的方艙醫院——江漢方艙醫院在運行了34天后正式休艙。我和同事來到現場報道。
醫院前的廣場上，來自各地的醫療隊載歌載舞，慶祝這一重要時刻的到來——方艙的休艙是一個重要的節點，它傳遞出了曙光來臨的信息。而為之奮斗了一個多月的醫護人員，喜悅溢于言表，這種歡樂也讓我深深感染。
拍攝完人們的慶祝場面、最后一個治愈的病人從醫院走出、治愈患者出艙通道值守的醫護人員和安保人員揮手告別這些重要的新聞瞬間之后，我和同事等候在醫護人員的出口，看看還能等到些什么。
↑3月9日，最后一位走出江漢方艙醫院的醫護人員、武漢協和醫院醫生逯翀向方艙醫院揮手告別。
大概五點左右，江漢方艙醫院最后一個值班的醫護人員、武漢協和醫院醫生逯翀走出了方艙。在方艙外，逯翀長時間地矗立，仿佛在回憶著什么。隨后，她轉身，向著方艙醫院的大門揮手告別。
她不僅僅是與方艙醫院作別，更在告別一段她人生中永遠無法忘記的歲月：這段歲月中有激情澎湃，更有驚濤駭浪和化險為夷！
“今天休艙了，心情很激動。所有病人都安全離開了醫院，方艙醫院作為生命之艙，我們做到了！”逯翀在接受采訪時嗓音哽咽地說。
第二天，我和同事又來到武昌方艙醫院采訪。這一天，武漢所有的方艙醫院都將休艙。
在等待出艙的時候，方艙醫院內一片歡樂與祥和：已經治愈的患者們，有的在獨自玩手機、聽音樂，有的在下五子棋，還有一位姓王的男青年，甚至邀請醫護人員開始跳起來舞來......
在方艙的一角，我突然發現了兩位醫護人員，她們就在那里坐著，互相依偎著，像是一尊雕像。
這一刻，我的心情復雜而激動：愉悅，心痛以及無法名狀——她們終于可以稍微地休息一下了。她們在這一個多月中經歷的所有驚心動魄、所有拼搏奮斗、所有疲憊不堪，在這曙光已至的時刻全化作了這一瞬間的互相依偎——這一刻，時間仿佛也為她們而停止。在她們身后的窗戶上，陽光正努力地透進來。
我拍了幾張照片，沒有問她們的名字，輕輕地走開了。
↑3月10日，在武昌方艙醫院，兩名青海醫療隊隊員等待出艙時小憩。
在角落里，閃亮著耀眼的光芒
3月9日，就在人們慶祝江漢方艙醫院休艙的現場，在歡樂的海洋旁邊，在隔離區內的一角，我發現有三位女士靜靜地站著，遠遠地看著。她們防護得非常嚴密：防護鏡、防護服加上隔離衣、靴套......外面還有一件黑底黃色條紋的背心。當我把鏡頭對準她們的時候，她們顯得異常地開心，并且立刻高興地擺出“心形”的造型，隨即又轉身把背心后面的字展示給我看：廁管中心！原來她們是負責廁所的保潔人員。
↑3月9日，三位負責廁所保潔的工作人員在慶祝江漢方艙醫院休艙的現場。
說實話，當時我對這三位女士并沒有特別的關注?；顒咏Y束后，在醫院的一個設備存放區躲雨時，一個負責值守的保安跟我說起了這個方艙醫院里他最敬佩的人：除了醫生，就是那些負責廁所的保潔人員。
“因為說這個病毒會通過糞口傳播，所以醫院的每一個患者上完廁所之后，這些保潔大姐就要進到廁所里去沖洗！你想想，你在家上廁所，你媽媽會這樣給你沖廁所嗎？”保安的提問讓我胸中也升騰起敬佩與感動：在這場“戰疫”中，有多少不被我們關注的普通人，做出了多少非凡的努力。他們各自在自己的角落里散發著光芒，終于使這場“戰疫”能夠從至暗時刻走向天方即白！讓人們從絕望邁向希望！
我返回到雨中，走到剛才看到這三位女士的地方，想去再給她們好好拍幾張照片，但她們已經消失不見，只有雨依然在不停地下。
在武漢、在湖北、在全中國，我相信有無數像這三位保潔大姐一樣的普通人，他們可能很少被人們所關注，但他們的故事，與那些直面病毒與死神的醫護人員一樣精彩，一樣讓人感動。
送菜員“小馬哥”馬增辰也是有一個散發著光芒的人：新冠肺炎疫情使大部分武漢市民都基本足不出戶，也使“小馬哥”的的睡眠時間減少到每天只有4—5個小時：每天他要給7、80位用戶送菜，這些用戶分散在武漢市的各個區?！靶●R哥”每天從凌晨兩點左右開始忙碌，一直要到晚上9、10點鐘才能把菜全部送到客戶手中，最晚的一次竟然到了夜里12點多才結束送貨，然后休息兩個小時，又開始工作。這樣的生活，從春節前一直持續到3月初我采訪他的時候。
而且，因為所住小區的封閉管理，我采訪“小馬哥”的時候，他已經在小區外的面包車上住了20多天，吃住都在車上，洗臉、刷牙和洗澡只能在公司的廁所里完成。
“現在干這個不僅僅是為了掙錢。每天接觸這么多人，風險很大。但是居民吃不上菜怎么辦？只能靠我們！”“小馬哥”對我說。
↑3月7日，入夜之后，馬增辰在自己的面包車上進入了夢鄉。此時，一輪明月爬上了半空。
馬增辰所在公司有多個倉庫，僅他直接服務的倉庫就有300多個送菜員。正是成千上萬像“小馬哥”這樣的普通人，用自己散發的光芒維持著武漢這座城市的正常溫度。
與“小馬哥”相比，王鵬的工作危險性要更大一些：他雖然不是醫護人員，但與可怕的病毒之間，卻也只有一層防護服的距離。
王鵬是武漢漢氏環保工程有限公司的一位普通員工，他每天都要把成千桶的醫療廢物送進焚化爐：無論是來自雷神山還是火神山，也無論是來自方艙還是金銀潭，或是同濟、中南，無論是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用過的針管、紗布、棉簽，還是醫護人員脫下的防護服、隔離衣，到了王鵬和他同事手里，這些醫療廢物只有一個歸宿：送進焚化爐，讓這些沾滿了病毒的醫療廢物化成灰燼，再也無法危害人間。
↑3月26日清晨，在等待運送醫療廢物抵達的時候，王鵬（右二）和同事一起聊天。這是12個小時的工作時間里，最清閑的十幾分鐘，因為運送醫療廢物的卡車還在從醫院到這里的路上。
王鵬和同事的工作是將醫療廢物倒進焚化爐，然后再將已經倒空的塑料桶挪到一邊消毒——看似簡單的工作危機四伏：裝有醫療廢物的塑料袋雖然已經扎好了，但里面的針頭等器械經常會把塑料袋扎破，而且，有些塑料袋口系得不緊，在塑料桶翻轉的時候，里面的醫療廢物會散落開來——這些，都會給王鵬和他的同事們帶來巨大的危險。
“我覺得問題不是很大，我們不用直接接觸那些醫療廢物，就把桶推到上料系統上，它自己就倒進焚化爐里去了！”王鵬對我說。
理論上確實如王鵬所說，但是我在現場看到，在將醫療廢物倒進焚化爐的時候，有的塑料袋自己打開了，里面裝著的醫療廢物散落開來，需要王鵬將它們撿起來再扔到焚化爐里去；還有的塑料袋不知為何，就是倒不進焚化爐里去，王鵬和同事只好伸手進去把裝有醫療廢物的塑料袋取出來！
“這個工作說小了，是養家糊口；說大了，我也是在為這個社會服務！而且，現在在這個疫情中，我這個工作的意義更大，只要醫院的病例不清零，我們的工作就不能停！”王鵬對我說。
沒有豪言壯語，沒有大義凜然，王鵬和同事們覺得自己只是在完成一份正常的工作，雖然他們從疫情開始發生至今已經兩個多月沒有休息過，而且每天兩班倒，每個班要上12個小時，但他們就這樣默默地忙碌著，默默地在焚化車間這樣一個危險但幾乎無人關注的地方發著光。
↑3月15日，一位身穿自制“防護服”的女士上街買菜時從黃鶴樓下走過。她說她近兩個月來，只出過兩次門。
↑4月1日，在武漢的一個社區里，人們在隔離墻內打打羽毛球。
無數的保潔大姐們、“小馬哥”們和王鵬們，他們默默無聞、普普通通，但同樣是這場“戰疫”中的“戰士”。正是有他們的努力，正是有他們散發的光芒，讓武漢這座城市的心臟繼續跳動，血液繼續流淌，讓這座城市繼續保持著溫度，保持著體力，保持著活力！
而這些普通人里，也包括那些默默呆在家里，足不出社區的人們——在這場曠世的疫情中，成千上萬的人都在為了戰勝病毒，而做著自己的努力。
他們都是角落里，耀眼的光芒。
↑4月2日，在武漢黃鶴樓附近的武漢西城壕社區，一位女士在練習模特步。
↑3月19日，在河南醫療隊駐地，工作人員、志愿者和酒店職工鞠躬感謝即將踏上歸程的河南醫療隊成員。
這確實是一場曠世的災難，波及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影響到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當然也包括我在內。
就在我來到武漢后不久，80多歲的老父親因病住院：他其實在我回家休假時，身體就已經出現了不適，當時因為疫情復雜，沒有到醫院及時就診，就自己買了點藥吃。沒想到時間拖得有點久，變嚴重了。現在經過住院治療，已經出院，但癥狀依然沒有得到明顯的緩解。
我沒有把自己來湖北的消息告訴父母，因為他們年事已高，不想為他們增添無謂的煩惱與憂愁。我年少時就離家求學，然后一直在北京工作，朋友圈與父母也幾乎沒有什么交集，所以，非常幸運的是，他們至今不知道我在湖北的事。而我想，我在武漢的這些經歷，正是他們所擔心的。
有一次我母親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正好在醫院采訪，手機在防護服里無法接聽。過了兩個多小時我打回去的時候，我母親立刻就問：你是不是在武漢？怎么不接電話！我搪塞了幾句，不知道她是否相信了。
希望他們一直不知道此事，等到我結束報道，再找機會向他們解釋。
更希望他們能夠健康、平安！
希望我們所有人都能夠安然度過這場災難！
↑3月14日，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光谷院區，負責新冠病毒肺炎患者轉運的云南醫療隊隊員姚紅軍伸手觸摸剛剛發芽的柳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