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鼓浪嶼上安靜的巷道（2020年4月25日攝）。新華社記者魏培全攝

　　富麗堂皇的歐式別墅、尖塔高聳的天主教堂、街頭巷尾的咖啡館、午后響起的鋼琴曲……在鼓浪嶼，這些“風貌標簽”俯拾可見。

　　就是在這樣一座曾經連巡捕都要由外國人擔任的小島上，傳承千年的中華文脈香火卻一直綿延未絕。根植于島上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

　　迎著晨光，一艘雙層輪渡船從碼頭緩緩駛出。沿著內海航道繞過淺灘，輪渡船開始加速，馬達轟鳴、槳葉旋動、浪花飛濺，白色船身微微顫抖，劃過爍動著墨綠色光澤的海面，在寧靜幽深的廈鼓海峽，留下一彎淺淺的弧線。

　　潮汐起落，歲月流轉。時光指針倒撥回35年前，1985年，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又一次到訪中國。相同的這片海域、相似的雙層渡船，甲板上，身著白色襯衣、頭發花白的尼克松憑欄而望，碧海藍天下，投石之遙的小島草木蔥蘢，不同風格的建筑交相輝映。年逾古稀的老人觸景生情，贊嘆此地堪稱“東方夏威夷”。

　　5年后，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和夫人乘船駛過同一片海域，同樣為旖旎的島上風光所折服。見多識廣的新加坡“國父”欣然將“東方威尼斯”的美名贈予這座小島。據親歷者回憶，傾心于此的李光耀曾親口對陪同的當地領導表示希望能在島上安居落戶，其對小島的中意之情可見一二。

　　威尼斯也好，夏威夷也罷，從這些由衷而發的稱贊與褒獎中，不難推測，西式風情必定是這座小島顯露于外的魅力所在。這座深得時代風流人物鐘情與贊美的小島，就是坐落于福建東南海濱、廈門西南一隅的鼓浪嶼。

　　的確，富麗堂皇的歐式別墅、尖塔高聳的天主教堂、街頭巷尾的咖啡館、午后響起的鋼琴曲……在鼓浪嶼，這些俯拾可見的“風貌標簽”，無不透露著這座小島與西方世界千絲萬縷的關聯。

　　就是這樣一座大多數人會選擇“洋氣、小資、浪漫……”這類詞匯來描繪第一印象的小島，其精致恬適的西式外表之下，卻銘刻著近代中國百余年的動蕩與滄桑。

　　從“墳墓之所”到“公共租界”

　　1841年8月26日，時值盛夏的廈門港天氣炎熱異常，在向清政府的廈門守軍遞交了限期投降交城的最后通牒，并理所當然地遭到拒絕之后，已在附近海域逡巡一夜的英國艦隊開始蠢蠢欲動。

　　不久，“港內風起，英國艦隊紛紛起錨扯帆開動，發起進攻”，守衛在沿海炮臺的清軍奮起反擊，一時間“轟聲如雷，黑煙滿海”，廈門港淹沒在一片炮火當中。僅僅“在1小時20分鐘之內，鼓浪嶼的三座主要炮臺便被打啞”，清軍歷時數月、耗銀百萬打造的防御工事約3個小時即被擊垮，鼓浪嶼和廈門島相繼宣告淪陷。

　　在今天的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隨軍畫家格勞弗的紀實系列畫作“英軍攻打廈門”，形象記錄了當年這場侵略戰爭的慘烈場景：手持藤牌片刀，看慣了舟楫帆影的清軍，面對來勢洶洶的艨艟巨艦、長槍短炮，雖拼死迎戰、以命相搏，卻幾無招架之力。伴隨著鼓浪嶼和廈門島的淪陷，閉關鎖國數百年的古老中國，也被時代洪流裹挾著，卷入浩蕩洶涌的世界大潮。

　　鼓浪嶼所在的廈門港水域，是英軍從海路北上進犯中國的關鍵通道。早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初，虎視眈眈的英國人就對這座“與廈門城一水之隔”的小島表現出了濃厚興趣，認為“占領鼓浪嶼，廈門本身或者更恰當地說它的城市與市郊就都處在我們完全控制之下了”。

　　為了將這條北上航道打通，英軍在女王全權大臣亨利·璞鼎查的指揮下，共派出了2500名官兵、10艘戰艦、310門載炮、4艘武裝船和22艘運輸船，兵力投入不可謂不大。

　　但就是這樣一個讓英軍不惜成本、志在必得的“戰略要地”，對初登島上的英國士兵來說，卻頗有些失望——“地多巖石，起伏不平，大部分是不毛之地……環境極不衛生”。一個多世紀以后的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從當年留存下來的只字片語，一窺當年島上的貧瘠與荒涼。

　　鼓浪嶼在史料中出現的時間最早追溯至宋代。由于地處天涯海角、風急浪高，小島一直少有人跡，再加上山多地少、難事農桑，在數千年的時間里，鼓浪嶼一直處于中原主流文化視野之外。

　　至于其在宋代以后史料中的形象，也是長期被描繪為海盜巢穴、墳墓之所的“不毛之地”——“昔時居民寥落，廈之無塋田者，每葬于此，代遠年湮，累累者漸為平地”。只是偶有寄情山水的文人騷客或看透紅塵的佛家弟子會登島感懷，避世于此。

　　明天啟三年（1623年），福建巡撫南居益登島禮佛時，有感于小島的偏僻荒涼，遂占詩一首：“野人驚問客，此地只鄰鷗。歸路應無路，十洲第幾洲。”

　　如此荒涼寥落的狀態，一直持續到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廈門島設立閩海關，負責對臺灣、沿海南北商船以及內河流動貨物的稅務征收、稽查，并在鼓浪嶼設立清單口岸。自此，港口經濟在當地獲得發展，廈門島以及鼓浪嶼作為港口要塞的作用開始顯現。

　　到了乾隆三十年（1765年），廈門島已變成東南沿海重要的貿易口岸，當地“田園日辟也，市肆日鬧也，貨賄財物日增而日益也，賓客商旅日集而日繁也”，鼓浪嶼的發展也獲得極大帶動，島上出現了“百把戶人家，千余口人”。

　　占領了廈門島和鼓浪嶼的英國軍隊并未作太多停留，在鼓浪嶼海域留下3艘軍艦和500余名士兵留守，其余兵力繼續北上，并先后攻克定海、鎮海（寧波）、乍浦（浙江平湖）、吳淞、鎮江。

　　1842年8月29日，中英代表在停泊于南京下關江面的英軍軍艦上簽署了《南京條約》，開啟了近代中國的屈辱史。

　　按照條約內容，清政府除了割讓香港島、向英國賠款外，還須將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設為通商口岸，允許英人居住并設派領事。與廈門島咫尺之遙的鼓浪嶼，自然也難逃洋人染指，由此開啟了其在接下來一個多世紀的滄桑歷程。

　　“炮仔紅吱吱，打城倒離離，番仔反，鼓浪嶼做公館。番仔爬上山，城內任伊搬。”這首從鴉片戰爭時期即在廈門當地傳唱的童謠，成為當年“番仔”炮轟廈鼓、上島劫掠的寫照。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隨著歐洲各國以及美國、日本等國資產階級改革的完成，地大物博卻愚昧落后的清王朝成為帝國列強眼中的“待宰肥羊”。英、美、日、德等國紛紛漂洋過海，在中國境內劃設勢力范圍，攫取利益。

　　在此背景下，地處中國東南沿海門戶的廈鼓兩島自然成為各國列強勢力延伸的“橋頭堡”。1865年，廈門有洋行11家，到了1880年，設在廈門的外商洋行、銀行就達到24家。隨著洋行洋商涌入，領事館、教堂、別墅等各具特色的西式建筑開始在島上拔地而起。

　　1894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清政府在戰事連連失利的情形下不得已向日本求和。此后，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次年，清政府總理衙門大臣榮祿與日本駐華公使林董在北京訂立《中日通商口岸日本租界專條》，其中規定：中國政府應允，一經日本政府咨請，即在上海、天津、廈門、漢口等處，設日本專管租界。

　　1897年，日本向清政府提出在廈門和鼓浪嶼劃出22萬坪（約1091畝）土地，作為“專管租界”。日本希望獨霸廈鼓的野心引來島上居民以及英、美、德等其他列強的不滿。

　　據歷史學者考證，為“杜絕日本獨占野心”，時任美國駐廈門領事巴詹聲拉攏其他國家的駐廈領事，向浙閩總督許應骙建議把鼓浪嶼劃作公共地界，如此，“既可以杜絕日本獨占的野心，還可以兼護廈門，一舉兩得。”

　　清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1902年1月10日），中外各方代表在日本駐廈門領事館簽署“廈門鼓浪嶼公共地界章程草案”。1902年11月21日，光緒皇帝在《廈門鼓浪嶼公共地界章程》的奏本上御批“允行”。

　　不久之后，鼓浪嶼即成立由在島洋人把持的市政管理機構工部局和審判機構會審公堂，自此，清政府對于小島的行政管理權以及司法權等旁落洋人之手，鼓浪嶼就此淪為獨立于清政府管轄體制之外的“國中之國”。

　　不滅的中國文化之火

　　自晚清中國的大門被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鼓浪嶼就“西風勁吹”，逐漸成為西方文化的匯聚之地，宗教、建筑、語言、教育等無不受其影響。后來，隨著鼓浪嶼被劃為“萬國租界”，拂及島上的東漸之風日盛。

　　就是在這樣一座連巡捕都是由外國人擔任的小島上，傳承千年的中華文脈香火卻一直綿延未絕。洋房別墅中虔誠供奉的祖宗牌位、立柱拱窗上卓然而立的翹角飛檐……島上居民以及一批批歸來的臺胞、僑胞，在吸納外域文化的同時，將熔鑄于血脈骨髓里的中華文化基因，根植于島上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讓處于動蕩飄搖中的小島之上，始終躍動著不滅的中國文化之火。

　　從鼓浪嶼鋼琴碼頭上島左轉，沿鹿礁路步行向前，順次參觀英國領事館舊址、博愛醫院舊址、皓月園等“網紅”景點，是一條環島游覽的經典線路。高峰時期，這條游覽線路每天迎來數以萬計的八方游客。

　　沿路走來，游人可以欣賞到最具標志性的鼓浪風光——山海相依、景色旖旎，各具特色的建筑鱗次櫛比。而在這些熙來攘往的游客中，很少有人會專門去關注英國領事館舊址東面海濱不遠的一處避風塢。

　　與島上讓人目不暇接的洋樓別墅、勝景古跡相比，由一塊塊布滿苔蘚的青石簡單壘砌而成的避風塢，的確有些不起眼。但一個多世紀以前，避風塢所在的位置曾是一處沾滿華人勞工血淚的“豬仔碼頭”。成千上萬的華工，或迫于生計，或遭誘騙拐賣，從這里被送往海外，從此背井離鄉，羈旅他國。

　　因為被販賣的勞工多被藏匿在不見天日的輪船底艙，以躲避海關檢查，這種販運方式與買賣生豬類似，當時人們就將這種買賣華人勞工的方式稱為“賣豬仔”。

　　19世紀，快速擴張的資本主義列強在海外開拓了龐大的殖民版圖，而在殖民地墾荒、開礦、修筑鐵路、開發種植園等一系列活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吃苦耐勞的華人，在列強眼中成為補充勞力缺口的良好人選。廈門則因其便利的水運條件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苦力貿易中心”之一。

　　1845年6月，浩瀚無垠的印度洋，西南季風正勁，一艘從中國廈門港駛出的法國帆船正乘風揚帆、破浪而行。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印度洋西部馬斯克林群島的留尼汪島。船上運送的“貨物”，既非藥材瓷器，也不是茶葉絲綢，而是密密麻麻擠滿船艙的180名中國勞工。這是史料中關于西方從中國販賣華工的最早記載。

　　自小生活在島上的鼓浪嶼人林聰明，曾對于這段歷史做過深入研究。據其考證，在歷經風暴、疾病、饑渴等重重磨難，最終能夠活著到達目的地的華工僅占出發時總人數的40%-50%。“華工們能否活著走下甲板，沒有人能夠保證。”

　　而這些“僥幸”活下來、漂泊海外的異鄉游子，憑著吃苦耐勞、誠信智慧的品質，篳路藍縷、艱辛創業，一點一點積累財富，一步一步站穩腳跟。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改變了自己和家族的命運，成為雄踞一方的富商巨賈后，攜資歸國、衣錦還鄉，成為鼓浪嶼上對抗殖民壓迫，爭取華人利益，延續中華文脈的重要力量。

　　1919年4月，印度尼西亞開往中國廈門的輪船上，一位身著西式服裝、面色溫和儒雅的中年男子，望著遠處的茫茫海天出神。往事一幕幕，如潮水般涌現眼前：從少時懷揣父親變賣田產換來的36個銀圓，輾轉南洋謀求生路，到如今頭生華發、游子歸鄉，30多年彈指一揮間，曾經的“剃頭少年”已然功成名就，成為譽滿他鄉的“華人首富”。

　　這位中年男子，就是在印尼僑界赫赫有名的“糖王”黃奕住。

　　1884年，16歲的黃奕住因為得罪豪紳，被迫出走他鄉，成為“下南洋”群體的一員。此后的四年間，黃奕住輾轉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靠剃頭逐漸立足。后來，因為眼光敏銳、擅覓商機，“剃頭住”開始涉足制糖、銀行、保險等行業并屢獲成功，終成東南亞舉足輕重的商界巨子、華僑領袖。

　　回國后，立志興業報國的黃奕住選擇定居鼓浪嶼。然而，初到島上的他看到的卻是在列強治下的鼓浪嶼，洋人耀武揚威、生活舒適，而中國人卻處處被排擠壓迫。就連島上建筑，由外國人興建的別墅、領事館也更顯氣派。于是，黃奕住暗下決心，一定要打造“中國第一別墅”，以蓋過島上林立的洋房公館，彰顯華人尊嚴。

　　如今，漫步已近百年的黃家花園別墅，依然能感受到園主由內而外流露出的華夏情結：青銅鏤雕壁爐、紫檀木博古架、隨處可見的瓷器木雕裝飾……尤為使人觸動的是，別墅內的每個房間里，都懸有鑲邊明鏡，鏡框上雕刻著剃刀、須刷、掏耳筒等黃奕住曾經使用過的理發工具，希望以此提醒后人勿忘先輩奮斗之路的艱辛。

　　耗費重金的花園別墅甫一建成，便聲名遠播。“達官貴人，名流豪紳，無一不以能獲邀至園中一坐為榮。”民國時期，蔡廷鍇、蔣介石等都曾下榻園中。新中國成立后，這里曾先后接待過鄧小平、鄧穎超、尼克松、李光耀等國內外政要元首，成為一處見證近現代中國邁入富強、走向開放的時代縮影。

　　除此之外，心懷報國之心的黃奕住還收購統攬鼓浪嶼電話業務的日商川北電話公司、鋪設廈門島至鼓浪嶼的海底電纜，使得廈鼓之間能夠直接通話；他在上海創辦當時中國最大的僑資企業中南銀行，一改國內工商業發展受西方銀行資本掣肘的現實；他還倡導成立廈門市政委員會，投入巨資完善廈門城市基礎公共設施，開辟街道、鋪設道路、辦自來水廠，促使廈門邁出了現代化城市建設的重要一步……直到今天，黃奕住當年為改善民生投資興建的設施，仍在惠及當地百姓。

　　不止黃奕住，還有在臺灣被日本占領后，毅然放棄龐大家業，率眷屬內渡，踐行實業救國的富紳林爾嘉；為使中國“得與世界各強國居同等之地位”，投身教育事業，為廈門大學殫精竭慮的廈大校長林文慶；追隨孫中山，倡行反清革命，在海外為同盟會籌款奔走的辛亥前輩丘明昶……

　　正是這些在歷史星空中熠熠生輝的華人身影，為被西方列強盤踞達百年的鼓浪嶼，留存下了不滅的文化火種，讓我們得以透過殖民統治的陰云，發現千百年來一直綿延于此、明滅未絕的華夏文明之光。

　　從未止步的道路求索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前，福建南部山高林深，曾出現嚴重的虎患，其中廈門、漳州地區尤甚。關于餓虎襲畜傷人的事件，時常見諸報端。

　　1916年4月中旬的一個傍晚，鼓浪嶼南部不遠的海面上，一只吊睛白額、頭頂稻草，周身布滿黑黃色花紋的華南虎隨著波浪的起伏，在水面時隱時現。夜色漸深，這只自對岸南太武山區跋山涉水、泅海而來的老虎，順著潮水從港仔后海域登上鼓浪嶼。

　　鼓浪嶼地少人稠，很快，這只花面斑斕的老虎便被人發現，工部局專門派出巡捕，在島上四處尋獵。初到島上的老虎也有些慌不擇路，情急之下鉆入一條狹窄的小巷之中動彈不得，聞訊而來的巡捕爬上旁邊屋頂，居高臨下，瞄準老虎頭部連開兩槍，將老虎擊斃。

　　此后，鼓浪嶼便出現了這條以動物命名的道路——虎巷。

　　坐落于此的虎巷8號是一棟建于1920年的私人住宅，建筑面積不足200平方米，雙層磚木結構，墻面斑駁脫落，雜草苔蘚橫生。在別墅洋房林立，號稱“萬國建筑博覽館”的鼓浪嶼，這樣一棟樓房看起來毫不起眼。但就是這座普通的建筑，卻曾是福建全省武裝革命斗爭的指揮中心——中共福建省委機關的所在地。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為了使中國徹底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探索，同時還要面對來自國民黨的圍追堵截，革命任務艱巨，斗爭形勢嚴峻。

　　1930年8月，由于之前的機關駐地受到安全威脅，中共福建省委考量后認為在作為“公共租界”的鼓浪嶼，國民黨勢力相對薄弱；遂以“商家”名義租下鼓浪嶼虎巷8號，將此作為革命活動的秘密據點，樓房大門的門環，就是情報人員聯絡的暗號。

　　每到夜晚，時任福建省委書記羅明以及后來的代理省委書記王海萍，會在昏暗的煤油燈下，閱覽全省送來的革命情報，研判局勢、指揮斗爭，并用特殊藥水將機要信息寫在白布條上，由交通員從這里送達各地。

　　雖然僅過了不足一年，隱匿于此的中共福建省委機關便因為被國民黨發覺并破壞，被迫轉移。但在這短短的幾個月時間里，鼓浪嶼為福建全省武裝革命斗爭的持續進行，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如茫茫黑夜中的一盞明燈，為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福建乃至中國革命，照亮了一方夜空。

　　或許與“出國之后更愛國”的緣由類似，處于洋人治下的鼓浪嶼，從來不缺少這樣的仁人志士，他們更為迫切地求索著中國的富強道路，在方寸小島上，思忖著“中國未來向何處去”的宏大命題。

　　離開虎巷8號，沿永春路往西北，上筆架山，行至半山腰處，可以看到一棟依山而建，兼具中西風格的雙層別墅。別墅名為春草堂，主人是鼓浪嶼知名的革命先驅許春草。

　　許春草出身貧寒，幼時父親下南洋謀生，從此杳無音信，9歲即開始做工養家，12歲時改行成為泥水工人。在那樣一個軍閥混戰、動蕩不安的年代，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建筑工人為求生存，只能抱團取暖。因為講義氣、重情義，常為窮苦同行仗義執言、挺身而出的許春草，身邊漸漸聚集起一幫建筑工人，多時達到數千人，成為廈門當地頗具號召力的行業領袖。

　　看著腐敗無能的晚清政府在風雨飄零中搖搖欲傾，身為建筑工人的許春草在泥漿瓦楞中辛勤勞作討生活的同時，也在思考著國家的前途命運。

　　1907年，許春草經由孫中山的好友、民主革命家黃乃裳和林文慶介紹，正式加入同盟會，成為廈門同盟會的早期會員之一，并在實際上主持同盟會在閩南一帶的會務。4年后，他與百名革命黨人，進攻廈門“提臺衙”，參與推翻清政府在廈門的權力中心，后被孫中山授予辛亥革命一等勛章。

　　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發起第二次護法運動，并積極準備進行二次北伐，但軍權在握的陳炯明卻與孫中山意見相左，反對北伐。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政變，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首先撤離至珠江上的楚豫艦，后又轉到永豐艦。

　　永豐艦上，孫中山想起了在福建廈門頗有影響力的許春草，于是下令，任命許春草為“福建討賊軍總指揮”。如今，鼓浪嶼筆山路這棟由許春草親自設計建造的小樓里，仍然能夠看到居住在此的許春草后人精心保存的相關印信，以及當年由孫中山親筆書寫的委任狀。

　　“任命許春草為福建討賊軍總指揮 此令 孫文”。用心裝裱的泛黃紙箋上，矜慎厚重的毛筆字跡，雖歷經百年歲月洗禮，仍舊清晰可見，仿若墨跡初干，提醒著人們，先輩提筆時那段前路迷茫的坎坷歲月不容忘卻，而今通往復興的康莊大道更應倍加珍惜。

　　彈指百年。如今，翻涌的歷史浪潮逐漸歸于平靜，而歷經百年光陰的鼓浪嶼，已經將那段動蕩不安的滄桑歲月、那縷歷久彌堅的文化脈絡、那些不斷求索的勇毅之士深深銘刻在小島的尋常巷陌。

　　今天的鼓浪嶼筆山路上，已近百年的春草堂，依舊矗然而立，房前翠枝弄影，屋后繁花吐芳，僅從外表已經很難讀出其當年所經歷的動蕩與滄桑。許春草的孫輩許多康，承繼祖業，在建筑行業拼打半生后，最終攜妻兒定居島上，在鼓浪嶼的蔥蘢草木間，追尋著先輩足跡，講述著先輩故事。

　　“我跟爺爺雖未曾謀面，但作為后輩，保護好這座房子，保護好這座小島，就是對歷史最大的尊重，也是對先輩最好的紀念。”坐在許春草曾經使用過的桌子前，許多康告訴記者。

　　院子里，幾株茂盛的三角梅已經攀上苔跡斑斑的青石院墻，簇簇玫紅色的花朵，迎風開得正艷。不遠處的筆架山上，一棵棵百年古松蒼翠欲滴、挺拔秀麗，仿若一枝枝飽蘸濃墨的如椽大筆，繼續書寫新的歷史。（記者康淼、趙文才、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