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朱強在當晚電影開播前調試放映機鏡頭焦距。鄭夢雨攝

　　江南梅雨歇。夜幕降臨，水鄉巷陌間，膠片投影機發出的光柱伴著蟬鳴，再一次照在黑瓦白墻上。

　　在浙江嘉興的一個小村里，王志華、朱文炳、朱生榮、朱強四代電影放映員，“接力”放映電影50余年。“流動電影院”又開場，“噠噠”的走帶聲轉出了光影老味道，也轉動了整村人的文化生活。

　　數字時代的陡然降臨“逼退”了膠片電影，而膠片放映的傳統技藝和古老滋味，卻在他們的雙手中，在一幀一幀的膠片畫面間，一代代承續著。

　　第一代

　　搖櫓船上的“水鄉電影”

　　浙江嘉興桐鄉市洲泉鎮馬鳴村地處江南水鄉，境內河流成網、航道縱橫。時光倒回60多年前，除水路客運和貨運外，河道間時常搖來一條“電影船”。

　　船上載著一臺百十來斤的放映機、幾盤膠片、卷起的幕布和一只高音喇叭，徐徐靠向岸邊的村子。幾樣物件看似簡單，卻寄托著當地村民日常勞作、跑船生活中最美好的期盼。

　　1952年，17歲的王志華初中畢業，隨后進入為期半年的電影培訓班，學習放映技術、電工、使用和維修發動機及發電機等課程。一畢業，他便承擔起當地放映電影的任務，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當地第一代電影放映員。

　　“那時放電影很艱苦，每個縣（當時仍為桐鄉縣）只有一支電影隊，一支隊伍要照顧20到30個村。”今年已85歲高齡的王志華回憶。雖然幾乎一年四季都漂泊在外，但每次一看到越來越多的觀眾圍上來，他也會覺得自己的工作有了意義。

　　“那時沒有電視、沒有廣播，一個月才放一場電影。”王志華笑著回憶20世紀50年代初在桐鄉崇福鎮大操場放映電影時的熱鬧場景：“得有七八千人到場，相當于一整個縣城的人都來了。”

　　為服務當時常在水路奔波的跑船人，王志華也會靠向岸邊為他們放映“專場”。他回憶，50年代中期有次放黃梅戲電影《天仙配》時，河道里集聚了大概上百條船。

　　在他印象里，放映的電影以國產片為主，也有部分蘇聯譯制片。故事片《白毛女》以及被稱為“老三戰”片的《南征北戰》《地道戰》《地雷戰》等最受百姓歡迎。“潛移默化中，看電影成了村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需要。”王志華感嘆。

　　1973年，王志華開設了自己的第一期電影放映培訓班，手把手教授3名學生。此后的25年里，他堅持開設了40多期培訓班。時至今日，他的學生遍布桐鄉縣市鄉鎮。

　　第二代

　　村村掛銀幕，人人看電影

　　扁擔挑音箱、毛竹做支架、麻繩綁銀幕，加上一臺放映機、一部幻燈機和一個發電機，構成了第二代放映人朱文炳的“流動電影院”。1973年，23歲的朱文炳師從王志華，退伍后在鄉下電影隊放電影。

　　朱文炳還記得自己放映的第一部電影是樣板戲《智取威虎山》。那是一個大年初一，洲泉鎮人民廣場上聚了3000多號人，“連樹上都是人”。電影里大雪紛飛，電影外大伙兒穿著厚棉襖，120分鐘的電影擠著站著看完。“當時觀眾太多了，生怕放映機出毛病，我緊張得不得了。”朱文炳回憶道。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放電影都是村里的一件“大事”——提前一周就把毛筆寫的電影海報貼上，一個月放三場，10個村輪著放，遠近親鄰統統趕過來，“盛況空前”，家家戶戶搶著請放映員吃飯。村里的文藝生活相對匱乏，電影投影的那一束追光，對村民而言，也像是一處點亮通向外界生活的文化窗口和精神通道。

　　膠片一旦轉起來，就要從頭至尾放完，非極端情況中途絕不停機。“只要有人看，我們就放，這關乎大伙兒對我們的信任。”朱文炳說，一次放映時突然下起大雨，觀眾自愿幫忙搶救機器。

　　彼時一場電影票價6分錢，最旺時一晚要去三個地方放映，等第三場開始已是午夜2點，還有很多人滿心歡喜地站著等。深夜電影放完，江南水道上起了一層白霧，那是冬天，到處白茫茫，行船找不到方向，大伙就在原地等霧散了再走——朱文炳說，親歷膠片電影的最黃金時代，何其有幸。

　　第三代

　　大樹剪下枝，又生出枝繁葉茂

　　1986年，朱生榮在部隊后勤部門放了三年電影。因為經驗豐富，退伍后就接了朱文炳的“班”，成為第三代放映人，背著機器繼續奔波在各個村落。

　　直到20世紀90年代，鄉里第一家影劇院建成，銀幕從戶外“搬”進了室內。鄉親們坐進寬敞電影院，再也不用為“只聞其聲不見其影”而發愁。

　　有了固定放映場所，本不用再主動“送戲上門”。但朱生榮覺得，總會有一些村民因為路途遙遠不便趕來看電影。他利用在影劇院工作的閑暇時間，和另一位放映員成立了“義馬鄉兄弟電影隊”，把機器裝在摩托車上，專門為偏遠農村的老人孩子放電影，一放就是十余載。

　　“要想把村民重新拉回銀幕前，就得了解他們的真切想法。”朱生榮說，以前村民娛樂休閑方式少，幕布一拉，不管放什么，附近十里八村都會趕來看。“90年代，很多村民雖然家里有了電視，但隨著村子里留守的人越來越少，特別是偏遠地區，大家住得散，內心感到孤獨，很想求個熱鬧。”

　　“平時難得打照面，其實就趁著看電影的機會，大伙兒聊聊天，交流交流，這是在家里看電視得不到的樂趣。”朱生榮說。

　　村里辦喜事，鄉親們也會找來朱生榮的電影隊。“有一戶人家喜逢老人百歲五世同堂，我就給他們放了一部《五女拜壽》。”朱生榮說，雖然放映隊的任務不再純粹是放電影，但能給鄉親們帶來快樂，繁榮農村文化陣地，他的工作就有意義。

　　“就像從大樹上剪下一株枝條，把它扦插在土地里，又生出了枝繁葉茂。”從小在電影隊里長大的朱強這么形容父親的放映隊，而這枝條也漸漸在朱強的心中生了根，發了芽。

　　第四代

　　光影經年沉淀，再次光彩動人

　　嚴格意義上講，膠片電影放映的使命在朱生榮手上已經結束了。

　　進入新世紀，國內影院開始大量普及數字電影，膠片電影從歷史的長河中逐漸退場，取而代之的是彩色寬銀幕。2006年，朱生榮在隔壁村子的通橋儀式上放了最后一場膠片電影后，默默將跟了他半輩子的“老伙伴”封存進庫房。

　　朱生榮一度覺得，他的放映人生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兒子朱強的馬鳴電影機展示館開張。

　　從小在電影幕布前長大，這位85后的年輕人對膠片電影有著近乎“偏執”的熱愛。朱強說，時至今日，他最愛的電影依然是20世紀80年代拍攝的《城南舊事》，“膠片電影不管從故事內容、表現手法還是精神內涵，在電影歷史上都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

　　2014年9月的一天，朱強在杭州辦事過程中，碰巧遇到一位收舊貨的老人正在砸一個老電影放映機，想把上面的鋁殼取下。朱強當即“救下”了這臺老電影放映機。

　　查閱資料，他發現這個放映機竟是“長江老五四”——1954年中國仿造的蘇聯“烏克蘭”16毫米膠片放映機。那是新中國最早的一批放映機，數量甚少，深受電影發燒友追捧。

　　至此，朱強開始到處搜尋老式電影機和相關設備。“前幾年，全國各地不少老影院倒閉，一般會對音響等設備進行變賣，他們出售的音響設備不僅效果好，而且價格便宜，我常去購買。”幾年下來，光是購買各類電影機設備器材，花費就超過150萬元人民幣。

　　如今，在300平方米的電影機展示館里，收藏著近百臺各類經典放映機。這里不僅承載了一個時代的記憶，也為幾代放映員提供了“重溫手藝”的地方。

　　“我要把老電影文化傳播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如今，朱強又重新拾起父親的老行當，扛著機器走上廣場、走進校園，講述為中國人提供了近半個世紀“文化大餐”的膠片電影背后的故事。

　　“小暑”過后，梅雨暫歇。朱強想利用難得的晴好天氣，為離洲泉不遠的烏鎮鄉親放一場露天膠片電影。

　　卸設備、架放映機、調音響，朱生榮父子熟練認真地操作著每一個環節。很快，兩臺珍藏的老式35毫米電影膠片放映機就轉動起來。

　　“噠噠噠……”經年沉淀的光影，在白色的幕布上，再一次光彩動人。（段菁菁、鄭夢雨、席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