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常態化，高校“相對封閉管理”仍非常必要

　　——專訪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書記、市教委新聞發言人李奕

　　記者：新學期，北京迎來大學生返校，這對高校防疫提出哪些要求？

　　李奕：今年秋季開學，北京預計將迎來約93萬大學生返校，其中有63萬是京外的學生。面對如此大規模的人員流動，在疫情防控常態化、全面恢復教育教學秩序的背景下，開學后的高校管理和防疫工作無疑面臨巨大壓力。

　　北京市教育兩委在暑期經過認真思考和研判，提出了開學后高校管理的幾項要求，比如堅持校園相對封閉管理，學校的單元管理，重點環境的消殺，包括北京的校園內仍然要戴口罩等管理措施。

　　客觀來說，這些舉措的確會改變學生在校學習生活方式，給學生帶來一些不便。以“單元管理”的舉措為例，我們提出了幾個“限”——限流量、限規模、限方式。比如：洗澡要限流排隊，吃飯要保持間距，上圖書館要錯峰隔位，文藝會演、開學典禮、學術講座等校園活動人數被嚴格限制……這些規定短期內會讓學生覺得不適應，但這需要一個逐步適應和調整的過程。

　　記者：自7月20日北京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級別下調至三級以來，疫情防控整體形勢向好。實施這一系列相對嚴格的管理措施，必要性在哪里？

　　李奕：我們的答案是：非常有必要。主要考慮到以下幾方面。

　　首先是教育系統的特殊性。教育系統跟社會其他部門不一樣，是廣大青年學生較長時間聚集活動的特殊場所。

　　其次是高校的特殊性。相比中小學和幼兒園，高校人員密集程度更高：幾個人一間宿舍，幾十人一個班，上千人共用食堂，宿舍一層樓共用一個水房和浴室……一旦校內出現病例，極有可能出現暴發性疫情。在高校中實行單元管理的目的，就是一旦出現問題，可以最快地溯源和確定風險范圍，把對師生健康的影響降到最小。

　　再次是環境的特殊性。秋冬季北京氣候變化大，感冒、流感、諾如病毒等流行病多發，更需要采取相對嚴格的防疫措施。考慮到這一點，雖然《高等學校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術方案（更新版）》中明確師生在校園內可以不戴口罩，但我們依據北京秋冬氣候條件、傳染病易發等現實情況，要求北京高校師生在校園內繼續戴口罩，這也是對師生健康安全負責任的體現，也得到了教育部的認同和支持。

　　上述的管理措施既不是脫離實際的，也不是形式主義，更不是為了簡單的脫責，而正是一種負責任的設計的體現。

　　記者：據媒體報道和學生反映，部分高校在開學后對校園管理過于嚴格，導致“相對封閉管理”變成“全封閉”，“非必要不出校”變成“出校難”。“相對封閉管理”如何理解？

　　李奕：事實上，我們說的相對封閉管理，包含兩層意思。一方面，要嚴把校門關，無關人員禁止入校，任何人進入校園都應當嚴格落實身份核驗登記和體溫檢測。另一方面，倡導“非必要不出校”，但對于確有需要的，可以申請出校，學校要通過信息化等手段，簡化學生出校的申請審批程序，指導學生做好個人防護。

　　記者：當前社會輿論對于“嚴把校門關”基本達成了共識，目前矛盾的焦點主要出在“非必要不出校”上。其中最困擾大家的問題就是，到底哪些出校門的要求為“必要”，哪些為“非必要”？標準由誰來界定？

　　李奕：要得到以上問題的答案，我們首先就要理解提出“非必要不出校”這一舉措的目的和背景。

　　一方面，要理解提出“非必要不出校”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為了限制師生出入，實際上是為了明確每個離校人員的行動路徑和接觸對象，以實現出現異常情況第一時間篩查、追溯。這其實是“單元管理”模式的一種延伸。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當前我們的防疫工作，已從疫情防控阻擊戰的“戰時狀態”過渡到了疫情防控的“常態化狀態”。在這種常態化背景下，社會治理的特點是強調個人發揮自我的防控意識和承擔對社會的防疫責任。

　　因此，現階段高校的治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也應從“戰時狀態”下主要靠行政指令，慢慢轉變到多方溝通協作、激發每個人的主動性上來。

　　哪些情況出校算“必要”，哪些算“不必要”，高校不應通過制定“一刀切”的標準來對學生做出要求，而要通過和學生積極溝通，讓學生充分認識到實行“非必要不出校”的根本目的和必要性，引導每一個學生自己做出符合現階段防疫要求的判斷。

　　記者：高校應該如何引導學生正確理解“非必要不出校”？具體怎么操作？

　　李奕：學校應引導學生認識到，當前學校的主要任務是恢復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作為學生，在疫情風險仍未完全解除的當下，應將主要精力聚焦在學習、研究上，有一些外出娛樂、旅游、健身活動的安排，可以做一些適當的壓縮和調整。

　　舉例來說，現階段大家普遍認為“必要”的事，主要有教育教學、科研、就業、校際之間的學術交流，還有生活當中必須做的一些事，比如生病去醫院等。具體到每個學生，“必要”與“非必要”的情況可能存在差異，這就需要學生結合自身情況和學校安排，作出理性判斷。

　　在這方面，目前已有一些高校做出了良好的示范。例如清華大學目前實行的就是備案制，學生離校，只需在在線系統中提前報告出校事由、出行軌跡、進出校時間等相關信息，提前報備后，無須審批即可進出校園。這樣做看似缺少對學生的約束，但通過給予學生一定的自主權，激發每個人做好防疫的自覺，最終反而能將防疫舉措落到實處。

　　記者：近期，部分高校在校園防疫中的一些做法，引發了部分學生的議論。應該如何解決？

　　李奕：截至9月6日，北京返校大學生已有41.8萬多人。從目前學校反饋的情況看，大部分學校運行秩序還是井然的，并且大部分學生都很自覺地戴上了口罩。

　　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背景下，長期堅持和新冠病毒的斗爭是需要多方共建共享共治的。這個多方，除了高校管理層，還包括學生、教職員工以及其他外來入校人員。大家齊心協力，來確保高校各項防疫舉措落到實處。

　　當前，高校在實際管理中暴露出的一些問題，以及學生對高校管理的一些抱怨，大都是由于沒有處理好這幾方的關系造成的。要實現多方共建共享共治，就必須理順這幾方的關系。

　　記者：一些學生抱怨，回到學校后自己的行程在輔導員、導師那里成了“公開的秘密”，感覺沒有了個人隱私。還有的同學因為進門掃碼、測溫和工作人員起了爭執。這些情況該如何處理？

　　李奕：高校要處理好學生和教職員工、學校的關系。

　　一方面是處理好學生和輔導員、導師的關系。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背景下，輔導員、導師有必要了解每個學生的活動范圍和規律。對于這一點，學生要充分理解，這并不是要侵犯個人隱私，而是要對可能存在的風險提前做好準備。此外，學校實行單元管理，也會對學生的活動范圍和時間做出一些限制，比如不能大規模串班，盡量避免和其他院系同學有太多接觸等。輔導員和導師要將這些防疫要求準確地解釋和傳達給學生，學生也要盡可能配合落實。

　　在學校里，同學們進校門、食堂、宿舍、實驗室等不同場所，可能都要不停地掃碼測溫。要引導同學們主動配合相關工作人員，出現問題要心平氣和地溝通，避免爭吵。如果遇到問題需要聯系老師、學校，也要暢通相關溝通渠道，確保學生的意見得到傳達。

　　記者：一些學生反映，為什么學校對學生提“非必要不出校”，但對老師職工沒有這方面的要求。如何看待？

　　李奕：這需要高校處理好對學生管理和對教職員工管理之間的關系。

　　在大部分情況下，對學生和老師、職工的防疫管理應該實行統一的標準，而不是說老師、職工可以完全自由出入，學生就要嚴格管理、“一刀切”不讓出去。對老師、職工也應該提倡“兩點一線”，非必要的聚會和活動不參加，盡量跟對學生的管理要求靠近。但是大部分老師職工住在校外，決定了在管理上沒法和學生完全一致。這里就需要通過多方溝通，取得相互的理解。

　　記者：當前部分學校提出“十一假期”不放假、不許出校門。“十一假期”學生到底能否出校？從境外返京的師生，在校園防疫方面又該遵守什么安排？

　　李奕：當前，總體上跨省的交流和社會生活都逐漸恢復。學校在具體防疫措施上可以相對嚴格一點，但是總體上管理要求要跟社會的管理要求節奏一致。高校要處理好學校管理和整個社會防疫管理措施之間的關系。

　　“十一假期”是一個相對長的法定節假日，學校不能把它當成一次停課再復課的過程，管理上應當和普通的周六日假期一樣對待。具體到這個假期學生出校如何管理、出京怎么進行健康監測和落實防疫要求等問題，學校在制定方案時，應當參考社會整體的防疫要求，做出合理安排。

　　另外，隨著疫情防控形勢向好，國際航班可以直航北京，境外返京的師生數量也會增加。學校也要按照國家和北京市對待境外回京人員的要求，處理好對這部分師生的防疫與健康監測工作。

　　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各個高校應當結合本學校和所在地的特點，合理設定防疫的措施和要求，在切實落實“四方責任”的基礎上，通過多方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發揮每個人在防疫方面的主觀能動性和自覺性。

　　我們希望通過多方共建共治共享，讓一些防疫舉措和意識，比如在校內戴口罩、排隊時一米間距，包括學校在組織大型集體活動時的防疫意識，能慢慢成為大家的習慣。即便以后沒有硬性要求，大家也能自覺實行，這是我們期望達到的理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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