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故鄉，與文學重逢

　　《文學的故鄉》“帶”莫言等6位作家回創作現場尋“根”

　　《文學的故鄉》中，莫言回到故鄉山東高密。紀錄片畫面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片土地是我們的故鄉。莫言曾說：“作家的故鄉并不僅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過了童年，乃至青年時期的地方。這地方有母親生你時流過的血，這地方埋葬著你的祖先，這地方是你的‘血地’。”這里有我們兒時的童年生活，構建了我們的精神世界，故鄉是我們的“根”。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文學是作家的創作成果，造就作家生活的土地于是就成了“文學的故鄉”。故鄉是作家們文學成長的酵母，為文學的創作提供營養源。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賈平凹的秦川沃野，阿來的嘉絨藏區，遲子建的冰雪北國，劉震云的延津世界，畢飛宇的蘇北水鄉……這里的泥土造就了中國當代文學的著名地標，也成了《文學的故鄉》。

　　這部紀錄片2016年開拍，2018年成片，2020年上線，不少觀眾等了四年，如今全網刷屏。導演張同道和他的團隊跟隨莫言、賈平凹、劉震云、阿來、遲子建、畢飛宇回到他們出生的村莊，回到文學創作的現場，為我們講述這些作家如何將生活的故鄉轉化為文學的故鄉。有網友評論，“《文學的故鄉》將故鄉的山水化為了作家文字中的血脈。”

　　與以往的文學紀錄片不同，《文學的故鄉》并不是簡單地記錄這些文學家故鄉的風土人情和歷史文化，也不是介紹某類文學的傳承、特點和風格，而是借助這些各具特色、遍布大江南北的當代文學家生活的故鄉，來展示數千年積淀的文化底蘊對今天文學的孕育。

　　記錄朗誦《阿Q正傳》的青年“魯迅”

　　“我們不用等到他們80歲的時候用滄桑的聲音回憶創作歷程，他們現在就充滿力量。”談及創作動機，導演張同道希望這些作家以年富力強的精神面貌去講述“文學現場”——他們文學作品中的物理空間。

　　紀實的力量是不可替代的。“多好的演員也代替不了作家本人，我們也許永遠都無法看到青年魯迅在我們面前用浙江普通話朗誦一遍《阿Q正傳》，但我們能將莫言、賈平凹這些偉大的當代作家記錄下來。”

　　張同道常說自己是“文學的逃兵”，他在文學博士畢業前曾跟隨導師去過一次陜北，“剪花娘子”讓他倍感震撼，進而對這些藝術萌生了強烈的記錄欲望。“文字能表達極其復雜的情感，但任何文字展現精妙的剪花作品都是蒼白的。”畢業后，張同道轉行做起了紀錄片。

　　從業以來，張同道拍攝過不少題材，有記錄生活的《白馬四姐妹》《小人國》《零零后》，還有記錄歷史人文的《貝家花園往事》。但他仍藏著一個文學夢，文學始終是他心中的“故鄉”。張同道是河北邯鄲人，他的故鄉和片中劉震云的故鄉很像，有麥子、玉米，“很慚愧沒有用文學的方式表達故鄉的人和事。”張同道不希望讓遺憾繼續，“每個曾經熱愛文學的人都不會把文學忘掉，通過紀錄片表達文學的精神世界也是圓自己的夢。”2012年莫言拿下諾貝爾文學獎，為中國文學贏得了世界的尊重，也給張同道重圓文學夢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契機。

　　作家在作品中總是毫無保留，但多數卻不愛面對鏡頭。想拍這些作家的人太多，但留下的影像資料卻很少。莫言從2002年之后就不再接受任何拍攝，遲子建等人也不愛出境。怎樣說服這些作家？這是張同道“圓夢”的第一步。

　　他找到莫言約拍，莫言回應的第一句話卻是“作家不是演員，你不能讓作家在鏡頭面前表演”。張同道有自己的溝通“策略”，時間長了不會答應，那就只定一天，不愿意拍攝就以采訪為名，這樣的“協商”下，莫言答應了一天的采訪請求。“事實上采訪也不止一天，莫老師特別理解支持我們，最終拍攝前后跨越3年，時長超過20天。”

　　拍攝期間，莫言時間安排緊張，為了完成拍攝，他去哪張同道團隊就跟到哪，有段時間莫言剛好在排練歌劇《檀香刑》，他們也緊隨其后，“他去一次我們就跟一次，見縫插針。”憑著這股“巧”勁與韌勁，作家們被他一一“攻克”。

　　他想讓莫言走到當年那座發生沖突的小橋上講述《紅高粱》，阿來去土司遺址旁談《塵埃落定》，遲子建漫步在白樺林回憶《北極村童話》……這些都將會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筆珍貴財富。

　　地里長出的文學

　　土地不光能長出高粱，還能生出一代代文學作品。“作家和養育他們的故鄉時時刻刻都在互動，從出生起，他們就在和周邊的動物、植被、土地交流，有生命的、沒生命的，都在默默豐滿著作家們的感官世界。”跟隨他們回鄉拍攝，張同道也在思考故鄉與文學的關系。

　　文學的故鄉包括作家的故鄉，但又不限于此。影片里阿來說：“我不認為必須回到我出生的那個村子才叫回到故鄉。整個川西北高原，都是我的故鄉。”張同道確實也不止拍了作家的故鄉。《文學的故鄉》團隊和莫言一起在山東高密感受天開地闊，隨著賈平凹下商州，跟著阿來去四川嘉絨藏區，與遲子建回到東北漠河，看劉震云如何走中原，找畢飛宇記憶中的蘇北水鄉……

　　優秀的作家往往能提供大量原創性的文學景觀，作家對生活的發現，對生命的體驗都是一種文學風景。張同道刻意選擇了不同文化區域的六位作家，涵蓋了齊魯文化、中原文化、大興安嶺文化、藏族文化、秦嶺文化和水鄉文化，各有特色，為的就是展現不同的文學景觀。

　　故鄉是作家的出生地，文學是他們思想的載體。作家不是演員，文學也不是，他們在紀錄片中更像是主導者，與導演一同創作發聲。張同道避免了任何“上帝的聲音”，在采訪完賈平凹之后果斷放棄解說詞——沒有人比作家更了解他們的作品，再好的解說詞比起賈平凹的陜北口音也會黯然失色。

　　文學是虛構的，但文學作品所承托的情感是真實的。影片里，我們能看到不少作品原型人物的現狀，《高興》中的高興原型劉書征如今改名劉高興，賣起了賈平凹的書；《一地雞毛》里的小林如今已成了老林，生活依舊……他們會指著書里的情節說，“這里寫的就是我”。

　　“這些作家和他們的文學元素在一起，就是我為當代文學留下的一個‘文學現場’。”張同道說。

　　回歸故鄉，與文學重逢

　　故鄉養育了人，人塑造了文化，而悠久的文化又被記錄成一代代文學，哺育了人們純粹的心靈，搭建了人們精神的故鄉，給予人們以內心的“根”和歸屬感。張同道希望作家在回鄉之旅中找到某種歸屬。

　　年少時，作家們的身影每日在故鄉中穿梭，這里是他們想“逃離”的地方；長大離家后，家鄉風貌又成為每一位作家作品中的印記。地方的歷史和文化，變為新文學銳意奮發的支撐和底蘊。

　　“如果你一直在故鄉，會恨這個地方。倘若你離開了故鄉，再反觀它，就會有一種表達的沖動了。”這些作家中不少人已異地定居，多年未回故鄉。因此，張同道要求每個作家必須回一次故鄉。“回到現場，跟一草一木、一磚一瓦，甚至一個碾盤都能接通，那個地方才有童年的記憶、生命的記憶。在別的地方展現不出完全裸露的精神狀態。”

　　張同道進行的是“搶救性記錄”。“生活一直在變化，再過些年，又會有不少東西丟失。”十年二十年以后，即使坐標相同，找不到半點記憶的地方也就很難被稱為“故鄉”了。

　　“故鄉”里有兒時的伙伴、單薄的小木橋、厚重的碾子、雪地上的白樺林……賈平凹看到兒時的同學會感慨命運無常，“我要是到農村，可能還不如他”；“沒有鄉愁，沒有故鄉，甚至沒有姓氏”的畢飛宇來到出生地，能毫無征兆地在油菜花田邊掩面而泣；莫言看望老父親，一嘴高密方言，我們這時會發現他就是農民的兒子；遲子建一到遍地白雪的白樺林里，完全像個孩子，皚皚白雪像是抹去了歲月的痕跡……

　　除去寫實的風景，張同道還加入了不少寫意內容。一道白光閃過，阿來推開寨門，二樓的土司正打量著他，阿來穿過樓梯向著他走去，土司卻消失了。片中不時會出現一些小說里的人物或場景，《莫言》一集里，民間藝人唱起小說里的詩歌，九兒、余占鰲等書中角色陸續出現，用虛構的方式講述真實是導演的小心思。“這樣能拍出文學的意境，而不是作家故鄉的紀實。”

　　第三“故鄉”——每個人都需要精神家園

　　《文學的故鄉》中的“故鄉”在張同道看來有三層含義：一是作家們出生和成長之地；二是新文學的“根”；三是每一位受眾觀后所找回的精神家園。

　　“我不期望《文學的故鄉》有很多人去看，能夠成為潮流。但我期望有人因為看了它，可以靜下心去讀一些書。”張同道擔心社會大眾對文學的興趣會一直降低。“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大家對讀書的熱情正逐年走低。人們更多考慮的是房子、票子和車子，文學在社會中則日益邊緣化。尤其是年輕人，一面承受著生活的重壓，另一面又縱情娛樂，那么未來他們也很有可能步入無盡的空虛感中。”

　　這些擔憂在數據上也得到了應驗，國民讀書量正與日俱“減”，國民閱讀也與日俱“淺”。第十七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顯示，相較于增長迅速的手機接觸時長，不僅紙質書閱讀量逐年下滑，電子書閱讀量也在不增反降。2019年我國成年國民人均每天手機接觸時長比2018年足足增加了15.54分鐘，高達100.41分鐘。人均電子書閱讀量卻比2018年減少了0.48本，只有2.84本。全國僅有超一成（12.1%）的國民平均每天閱讀1小時以上圖書。

　　“如果他們以后都不讀書，只是用手機看看娛樂新聞、刷刷熱門段子，就好像每天都在吃薯片這類膨化食品，生命從此變得沒有營養。”面對這種情況，張同道希望自己可以做點什么。《文學的故鄉》中的作家都是口碑之選，他們的作品真誠深刻，經典且有營養，能讓讀者們的生命有質量、有質地、有品質。

　　“假如能通過《文學的故鄉》增進十個人或者上百個人對文學的興趣。讓他們人生的品質、精神的品質有所提高，這就完成了我的心愿。”《文學的故鄉》屬于每一個人，每個人都可以在這里找到一個屬于自己的文學夢，找到屬于自己的詩與遠方。記者張博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