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總報告》預測，2036年我國老年人口將增至4.23億，老齡化水平達到29.1%；2053年老年人口將增至4.87億的峰值，老齡化水平升至34.8%。

　　這份《報告》認為，我國將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形勢最為嚴峻的國家，僅用41年就走完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走完的人口老齡化歷程。

　　在一些學者看來，人口結構越來越“老”、數字化形態越來越“新”的矛盾，已成為全球數字化社會進程中的共性問題。一些提前步入老齡社會的國家，應對老年數字鴻溝問題的理念和做法，值得結合我國的發展實際借鑒與運用。

　　形成混齡的終身學習型社會

　　早在20世紀90年代，較早進入互聯網時代的美國，首次提出數字鴻溝概念。美國政府為此發布《填平數字鴻溝》報告，通過《通信法案》，要求電信企業為老年群體提供普遍平等的電信服務。

　　普倫斯基等美國學者將社會人口，劃分為“數字原生代”“數字移民”和“數字難民”。20世紀60年代以前出生的老年人，被歸類為典型的“數字難民”。

　　由于他們不愿或不擅長使用網絡，不斷被邊緣化，甚至被排斥在數字生活之外，形成老年數字鴻溝等社會問題。也有學者提出老年“數字貧困”的概念。

　　西南交通大學國際老齡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楊一帆教授介紹，數字鴻溝是老齡化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相比過去一般性的知識差異或受教育程度帶來的鴻溝，似乎更加難以彌合。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它們大多把積極老齡化作為政策導向，在頂層設計上關注老年數字鴻溝問題。”楊一帆說。

　　所謂“積極老齡化”概念，已被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為旨在“提升老年人生命質量，充分利用各種機會追求健康、參與、保障的過程”。而在數字化時代，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提供的便利，無疑是老年人參與社會生活的重要途徑之一。

　　歐美等老齡化國家更看重老年人自身的學習和成長，提倡全社會樹立終身學習的意識。“這些年，社會上流行過一種‘嘲老’情緒，總以為老年人就是落后、頑固不化的代名詞。”深圳大學教授周裕瓊認為，全社會都有一個如何正確看待老年人的問題。

　　這位多年從事老年數字鴻溝課題研究的學者發現，不少老年人既渴望融入數字社會，也能夠通過學習掌握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技能。

　　在彌合老年數字鴻溝方式上，她更多聚焦于家庭“數字反哺”——家庭內的信息共享和代際互動，成為縮小數字鴻溝的重要渠道，更促進了互相之間的認知與情感。這也是發達國家彌合數字鴻溝的一個重要理念。

　　在楊一帆看來，老年人的數字化參與熱情較高，但缺乏必要的數字參與能力和知識素養，未來要建立養教結合的學習型康養城市，充分利用高校和社區的智力資源，形成混齡的終身學習型社會。

　　創造數字時代的“年齡友好”氛圍

　　面對老年數字鴻溝問題，一些發達國家做了積極的探索，涵蓋頂層設計、法律、社會組織和社區等內容。

　　據楊一帆教授介紹，在這些國家的經驗中，政府部門有更多數字公平和包容的意識，把“年齡友好”理念融入政策中，設計更多數字化之外的解決方案。

　　歐盟曾制定《面向21世紀的電子技能：促進競爭力、成長與就業》，建立統一的歐盟數字化技能策略，重點關注老年人等群體的數字掃盲，提出終身學習等方案。同時，全面推動電子無障礙立法，保障老年人等數字弱勢群體的利益，如瑞士的《政府及公共事業網絡無障礙法規》、西班牙的《計算機無障礙法規》、荷蘭的《網絡無障礙法規》等。

　　重慶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李成波的研究表明，依靠成熟的社會組織體系，可以提升老年人的互聯網使用能力。比如，美國老年人技術服務中心，將技術用作改善老年人生活的工具，開設免費的計算機和數字掃盲課程，幫助老年人使用技術進行社交；美國非營利組織老年人網絡中心，專門為50歲及以上人群提供互聯網教育，推行“老年人培訓老年人”模式，發揮同齡互助教育的作用。

　　在新加坡做學術交流期間，西北政法大學講師閆玉榮，專題研究了該國提升老年媒介素養的經驗。2007年，新加坡半官方機構人民協會成立樂齡理事會，通過公共教育、社區和同伴互助，促進新加坡積極老齡化的開展，幫助他們掌握各種媒體技能。

　　2017年，新加坡信息通信媒體發展局推出IM銀網站，提供視頻指南幫助老年人使用數字技術。他們還發起數字診所計劃，將來自社會各界的志愿者聚集在一起，共同幫助老年人融入數字化生活。

　　歐盟在彌合老年數字鴻溝方面，更注重發揮學校的教育作用，聯合德國、西班牙等國的老年大學，成立老年數字學院，免費開設課程，為老年人提供數字技能學習機會。

　　此外，歐盟還制定了老年快樂計劃，鼓勵社會部門和企業通過產品和服務創新，滿足老年群體數字化需求。

　　除了這些積極探索，一些國家基于對互聯網技術創新的保守觀念、數字產品可能侵犯隱私等個人權利的顧慮，以及多元價值觀的社會包容心態等多重因素，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老年數字鴻溝問題。

　　在周裕瓊看來，對待互聯網創新相對保守的國家，社會觀念里并不認為數字融入一定就是好事，不用數字產品的老年人也不會產生自卑感，這種文化影響到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務層面，自然要為這部分老年人留出數字化之外的備選“窗口”。

　　家庭“數字反哺”是現實解決路徑

　　老年數字鴻溝不光是老年人的問題，更是全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在楊一帆看來，國家在做好頂層設計后，還要通過法律和政策制定明確下來，不得以任何形式，對老年人有數字技術上的歧視。

　　“要堅持數字化和非數字化兩條腿走路，不宜提倡所有老年人都要融入數字社會，給不愿或不能上網的老年人提供替代方案，讓數字化服務成為可選項，允許‘數字斷連’的老年人獲得同樣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周裕瓊認為。

　　此外，一些科技企業在產品研發時，對老年用戶群體關照不夠，并未真正認識到老齡社會潛在的巨大市場需求，老年數字鴻溝將成為新的消費痛點。

　　“這也是企業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一些小公司暫時可能做不到，但對大平臺和企業應該有這樣的要求。”楊一帆說。

　　周裕瓊在研究中認為，結合國外經驗來看，我國倡導家庭“數字反哺”，是彌合老年數字鴻溝比較現實又理想的解決方式。年輕人教會老年人使用設備和互聯網，并使他們得心應手“不掉隊”，往往通過家庭“數字反哺”更有效。

　　“不是說老年人上網時間越長越好，而要看使用網絡的廣度、深度和程度。很多社區在嘗試教老年人上網，我也帶著學生到社區實踐，但發現社區或老年大學，很難一兩次就教會老年人，‘數字反哺’應該是長期的、潛移默化的，還是落實到家庭中更有效。”周裕瓊解釋說。

　　在她看來，發達國家是一種社區型的國家，有成熟的社會組織體系，已經完成社會轉型。中國的數字化進程中，社區和公益建設還在轉型，來自社會的力量還相對薄弱。

　　周裕瓊建議，家庭“數字反哺”可以納入中小學的媒介素養教育，讓學生和學校在彌合老年數字鴻溝中發揮作用，帶動全家人融入數字化時代，逐漸形成一種新的社會觀念。

　　然而，隨著四世同堂家庭結構的變化，老年人居住安排日益獨居化、空巢化，寄希望于家庭的力量，難免較為分散和隨機。

　　“鑒于有些老年人礙于長輩的威信和面子，影響家庭‘數字反哺’，可以借鑒美國成熟的社區志愿服務機制，鼓勵大學生志愿者走進社區，教老年人使用數字產品。”李成波建議，社區老年人的互幫互助，不僅能有效克服他們的恐懼心理，還能彌補社區組織力量不足的短板，使“數字反哺”更加社區化、多樣化、個性化。（記者 完顏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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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薛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