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華盛頓４月９日電? （天下人物）保羅·肯尼迪：如果重寫《大國的興衰》
新華社記者徐劍梅 劉晨 胡友松
３５年前，保羅·肯尼迪首次接到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聘書時，僅３８歲。３１年前，出版《大國的興衰》時，他４２歲。
再過兩個多月，肯尼迪將慶祝７３歲壽辰，雖華發蕭疏，卻毫無龍鐘之態。近日，這位歷史學家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在近兩個小時訪談中，他始終保持思維敏銳，邏輯縝密。交談中，學者的嚴謹底色鮮明——回答問題時先厘清概念再陳述看法，并援引史實為據。
肯尼迪生于１９４５年６月，家鄉在英格蘭東北部的沃爾森德，父親是船塢工人。高中時，受歷史老師激勵，他開始對歷史和全球大趨勢產生興趣。本科畢業時，他拿到紐卡斯爾大學歷史系１１年來第一個一等生榮譽。系里教授鼓勵他深造，于是他進入牛津大學，研究“太平洋上的帝國主義”。１９７０年獲得博士學位后，他在東英吉利大學謀得教職。１９８３年，他受聘于耶魯，教授英國史。
肯尼迪年輕時出書很快，幾乎每一兩年就有一本著作問世，但《大國的興衰》令他驟得大名后，出書速度明顯慢了下來，間隔往往達六七年。
采訪中，他告訴記者，他剛完成一本關于二戰海軍和海權史的新著，不久將出版。在史學領域，他最為深耕的是海軍史，而后延伸至軍事史、大國關系、“大戰略”研究，由專而博的學術痕跡清晰。
《大國的興衰》引發的轟動和爭議，是他事先不曾料到的。問世３１年來，這本書已譯成２３種語言在世界各地一版再版，銷量達數百萬冊，為他贏得很多贊譽。
他以“大戰略”眼光，把大國競爭置于全球格局之下進行整體分析，被認為開了先河。而他對史料的比較分析，不僅顯示了扎實深厚的史學功底，也凸顯了歷史研究對洞察人類未來的巨大價值。
與此同時，各種批評也密集而至：“經濟決定論”色彩太重，弱化了人、制度和文化因素；是“糟糕的預言家”，預言美國走向相對衰落，但上世紀９０年代蘇聯解體后，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視角和敘述模式單一，脫胎于歐洲“均勢”史學，理論方面缺乏深度和突破。
倘若重寫此書，主要觀點會否改變？有出版社約肯尼迪為《大國的興衰》寫一篇新的前言，他因此深思過這個問題，但答案是：書中主要觀點“不需要改變”。
在他看來，５００年來大國興衰的歷史表明，大國相對的經濟實力與地位，與其相對的軍事實力與地位相關聯；而大國之興衰，最終、更重要、更具決定性的因素，是相對他國而言的經濟實力；“大國的經濟基礎決定和影響著它的相對地位。”在國際事務中，包含金融和技術實力在內的經濟力量是更加持久、更加重要的力量，超越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與誤解。
肯尼迪曾說，《大國的興衰》能夠風行，部分原因是時機“湊巧”。當時，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對外黷武而忽視國內基礎，因此面臨衰落的風險。美國國內也正在對里根主義８年得失展開討論。而在國際上，特別是當時經濟快速增長的西德和日本，對這樣一部剖析大國經濟、軍事和戰略變遷對世界歷史的塑造的著作也存在強烈興趣。
一書成名好不好？肯尼迪說，當然好過無人關注，著作暢銷也令他更加富裕。但從學者變成公眾人物，他非常不適應，頻繁的媒體采訪令他疲憊，著作引發的爭議亦非他始料所及。一度，妻子發現他深夜夢游，爬到家具上自言自語。
肯尼迪把自己定位為一名歷史學家。在歷史學家看來，導致歷史后果的進程存在許多變數，存在太多不可預測因素。
此外，在當今信息爆炸的時代，辨析虛假信息和一面之詞也非常重要。肯尼迪說，中美兩國年輕人在辨析事實時，都應當自問：誰在提供事實和數據？提供了哪些事實和數據？要使用批判性思維分析問題。
這學期，肯尼迪為耶魯低年級本科生開了一門關于二戰起源的討論課。他說，上世紀３０年代是國際危機的年代，日本侵華、納粹德國占領奧地利、慕尼黑危機……他的學生都知道這些國際危機的終點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但我告訴學生們，在這些危機發生時，那些決策者沒有一個知道他們的決策會導致什么樣的未來，”肯尼迪說，“別太自信能洞見未來。阿拉伯諺語說得好：準確預測未來的人，并不是聰明，而只是運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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